虽说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我的心理也早有所备，但说走就走我还是不情愿接受。特别是她今年的3月还是支持蒋彦勇医生“呼吁为‘6．4’正名的签名响应者”。我还期望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能够熬到“正名”的那一天呢！此时此刻马上就要面对生离死别的选择，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而非常地痛苦。
为了减少母亲身体的病痛之苦，也为了让母亲安稳地在妹妹的家中平稳地离去，我同意迅速把她从医院转移回家，在家中等待和观察母亲的最后（按照规定，如果在医院去世，我们将不可能在家里摆放遗体等）。
9号的清晨，我从成都出发，中午来到了母亲的遗体旁边。看着母亲光滑的肤色和安详端庄的面目，我更加感觉母亲离开得太早。还没有和我们分享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就这样离开，真的是终生的遗憾。
因为是“6．4”敏感期，我担心我的突然离开，会给本地和外地的朋友增加心理的猜疑和不必要的负担，便给几个朋友说了我的去向和原因。结果，没有给自己和朋友带来减少痛苦与麻烦，反而还给我的朋友引来失去自由的限制和被人跟踪的骚扰。
南京的张玉祥闻此不幸的消息，首先是给我的母亲送来悲痛和铿锵的而且是意味深长的挽联，让我和我们的家人得到一丝籍慰和宽心。其次又在6月12日下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将要利用星期天休假日，专程来到上海凭吊我的母亲，并约好让我13号的上午等他的到来。此时获得这个消息的还有当时就在现场、也是来看望我和我母亲的上海朋友李国涛和戴学武等人。我感激万分，感到了人世间那种纯朴的友情和信仰支撑的手足之情。
13号的中午13点19分，我收到了张玉祥“过了无锡马上就到”的中文短信息后，就耐心地等盼。1个小时，没有到；两个小时，没有见，其间他的手机也处于什么“联通的来电保”业务状态，无法和他进行正常的话语沟通了。我们还是简单和纯洁地认为他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仍在认真地等待。下午4点是这样，下午6点还是这样。我们开始怀疑这个不正常的连续性现象，根据唯一可以证明他的去向的手机始终处于“来电保”状态，我们分析断定：他肯定被人劫持了！是谁？为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咯噔，原本就很伤感的情绪又多了一个心病：张玉祥到底哪儿去了？他是平安、还是遇到了不测？是不是突发了他的老毛病（高血压又是天气很闷热的时刻）？一股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心头。
14号一天杳无音讯。我们仍然没法证实他的去向。南京的杨天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工作单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消息传来。南京的家里还是那枯燥的没有人接的回铃声。苦苦焦虑，傻傻等待，怨天尤人，性情焦灼，忍性到达了极限。这是雪上加霜的煎熬。这是伤口撒盐的疼痛。这是精神深处的折磨。这是痛失亲人又感欠债的幽灵独叹。
15号清晨，我连续3天都保持24个小时开机的手机突然响起了玉祥的来电。我心情惶恐又激动，不小心按错了键码，结果给断掉了。我赶紧拨过去，结果他又正在拨过来。我们两个人始终都是处在占线的忙音中。终于，我们还是接通了，5分钟的交流，我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也终于知道了他这两天的心路历程。他又遇见了在“6．4”前在温州遇见的“贴身保镖”和“手机跟踪”的同样待遇。不过，这次更无理、更野蛮、更说明他们的虚弱和强制。
我心底的石头落地了。他没有因为为我母亲奔丧而遭受身体疾病的肆虐（这样我就是历史的罪人了），而是遭受了非法拘禁的人身非礼；没有因为出门的不便遇到天灾，而是经历了人为策划的准备充分的恶人构陷的人祸；他不是因为心智不全或者精神失常，没有了思维或辨识能力而不能赶到目的地，而是再次领教了没有人性、没有任何顾及的铁权独夫的高压看管。这次要比上次的“温州经历”和“温州模式”还充满无奈和强制，甚至还更有故事情节。
他们满意了，而我们却更加地痛苦了，因为，他们阻挡了我们想尽孝道的善心爱意。这是对几千年华夏文明习俗的挑衅。他们高兴了，而我们却更加地难受了，因为，他们阻隔了我们情同手足的血渊深情。这是对华夏之邦血浓于水的历史讽刺和戏耍。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我们的情仇更深了，因为，他们给我们的一生都留下终生都没有机会可以弥补的终生的憾事。
我哭泣，我抗议，剩下的还有我的抗争！
（2004年6月15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