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郊外十余里的凤凰山上，一片低缓起伏的开阔空地，19座西周古墓，静静地躺在那些绿色植被下面。农民在这里耕作生息，世世代代多少年，但没有人知道，那厚厚的黄土下面，掩盖着三千年前怎样的繁华盛世。
“这里并不清静。”王占奎远眺那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深深地叹息。在考古学者们到来之前，早已有人打扰过这些帝王将相的清梦。
七八个肉眼可见的盗洞，就排列在这些墓群间。有的掩盖着树枝，有的被种地的农民部分回填了，有的光秃秃的，什么遮盖都没有，像一张丑陋的大嘴。
王占奎介绍说，这些盗洞最深的17米，最浅的也有五六米，都能够下去人，而且以盗洞的位置判断，盗墓者显然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好几个洞直接打在墓道上，还有一个洞就在墓室的心脏部位。
推断这些盗洞形成的时间，结论是“都不会太长”，“也许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因为一些盗洞口的土是新培的，尚未长出植物来。有些掩盖洞口的枯枝，也没有掉下洞底，或被雨水冲走。
王占奎忧心忡忡地表示，这只证明近年有人在这里盗墓，还不知道历史上的情况。“历史盗洞可能早就回填，面上是看不见的，只有挖开才知道。如果有，情况就更糟。”
在发现的欣喜与激动消退之后，考古学家们更多的是忧虑：墓里究竟还能剩下什么？
值守在这里的考古队技工李宏斌把记者带到一面断崖前，一个大大的类似窑洞的空洞出现在眼前。据悉，当地农民叫它“宝窖窑”，意思是出产宝贝的窑洞。“可能也跟盗墓有关。听当地农民说，国民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此驻军，早就把这里洗劫过了。”
“宝窖窑”所在的位置，正是脚下这座古墓的北墓道。而它前面，有一个近年新形成的盗洞，深不见底。“这是被盗得最严重的一处，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李宏斌说。
王占奎队长计划过几天空出人手时，就带人下到盗洞里去看看：“下面条件不清楚，比较危险，甚至有可能有盗墓者的尸体。”
但这都不是他最担心的。“我最害怕一种情况，就是下去发现盗墓通道能走人－－－那就完了，什么都不会有了。”
按照西周墓室设计样式，一般是在几条墓道上搭建木棚，墓道中是可以走人的。“如果木棚子没有塌陷的话，盗墓贼轻易进入墓室，后果不堪设想。但目前为止，我们挖掘的西周墓，由于时间久远，没有不塌陷的，这样增加了盗墓的难度，多少会留下一些。”
这大概是王占奎最后的希望了。
来自盗墓贼的爆炸
19座尚未开掘的古墓，像是一个谜，更像是一盘赌局，没有人能预料，它开启后会是什么局面。
史浩善对此不抱乐观态度：“我很担心，情况不会太好。”
做了28年考古工作的史浩善，对陕西盗墓猖獗的现状非常了解。他曾参与过多起抢救性发掘，一次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唐墓中，发现里面早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留下了打火机、蜡烛以及生产日期为2002年的葡萄糖液瓶。
陕西考古所从事文物保护的一位女研究员告诉记者，陕西、山西、河南一带的盗墓现象特别猖獗，有一种说法，“凡是有封土堆的地方，就有盗洞”，有些甚至是家传几代的盗墓贼，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相当于考古队的熟练技工。
据悉，现在考古队必备的勘察土质的“洛阳铲”，就是盗墓贼发明的。而今，随着盗墓利润增高，呈“盗销一条龙产业化”发展趋势，盗墓贼们设备也日趋先进，一些工具连考古队都没有。比如一种射线探测器，能探测到两三米下的石头或金属。而这样一套设备需要十几万元。
盗墓贼大多在晚上行动，用炸药炸开地表，然后往里挖，有时候迅速的话，一晚上可以挖空一座墓。
事实上，就周公庙遗址来说，有村民跟考古队汇报，在夜里听到过爆炸声。但由于凤凰山有采石场经常炸山采石，村民们也没有太留意。一位刘姓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地广人稀，比较荒凉，很少有人往来，村民们白天耕地才上凤凰山，“谁会大半夜里守着自家的地呢？”
王占奎认为，盗墓猖獗，跟农村基层组织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过去，陕西的盗墓现象就很少，那是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发达，晚上都有人巡夜。而现在，农村这样的组织几乎陷于瘫痪，盗墓贼爆炸的声音很大，可即便有人听到，也不会出来过问。”据说陕西多年来只有一次例外，一伙盗墓贼由于偷盗村民们祖先的坟墓，被堵到山沟里。
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周魁英有不同看法：“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加强宣传和打击的情况下，没有出现过重点文保单位被盗的恶性事件。”
他承认“零星的”、“小型的”盗墓现象一直有，但盗墓贼受利益驱使，防不胜防，“要解决这种情况，一是文物管理部门加强管理，二是公安部门加大惩处力度，杜绝那种以罚款代刑罚的做法，给盗墓分子以严厉打击。”
6月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张柏带领专家组，到墓葬群实地考察，专门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岐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红旭说，公安局已派出7名警察，24小时轮流职守。“这是公安第一次在发掘前，参与对文物的现场保护。”他告诉记者，岐山公安局正准备到现场再搭一个棚子，并按照发掘工作需要，随时抽调警力，增加人手。
除此之外，周原考古队还聘请了15名当地农民，全天候现场执守，考古现场拉警戒线封闭，行人不得由此通过，看似宁静的土地上，紧张气氛悄然弥漫。
但一位专家感叹说，周公庙遗址可以这样，然而陕西全省多达3.6万处文物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呢？
文物保护之困
从下午2时到6时半，刘银怀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几乎没挪动一步。阳光的阴影打在他脸上，他毫不知觉，聚精会神地重复几个动作：拿起一块碎片，擦净上面的尘土，然后雕花一般，用细毫毛笔蘸着墨汁，写上年代、地点、出土地点号，以及碎片当时所在的土层。他说，如此烦琐的程序，是为了在拼结还原时“方便查找”。
刘银怀是当地农民，周公庙遗址发现后，需要大量人手。跟宝鸡考古队跑过几天的他被临时聘进队，工作是为数万片从“浩善坑”里挖出来的陶鬲碎片编号。然而，他在这个小院子里重复这几个枯燥的动作整整三个月，至今还没领过工资。
不仅他，就是这个小小的农家院子，也没拿到他应得的租金。今年2月以来对遗址大规模调查开始，考古队就租下了这处农家，每月400元租金，尚未支付。
“我现在负债累累啊！”全面负责人、财、物管理的队长王占奎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已经支出现金13万元，另欠钻探队费用十几万，国家拨款迟迟没有到位，工资也只能拖欠着，有人要麦收需要钱，他自己掏出来借给技工。“杂七杂八算下来，对周公庙遗址的考察，已花了近50万了，这相当于国家给我们考古所每年拨款的70％！”
严重紧缺的经费，大概是回答“为什么盗墓分子大多先于考古队发现文物”的最佳答案。
由于陕西的文物大省地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全国同行中，算是力量较为完备的，但是也只有不到120人，每年国家拨款70万元考古经费，用于科学性考古研究。偌大一个考古所，最好的车是所里十年前买的老款“丰田”，周公庙遗址考古队用的是所里一台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走起来轰隆直响。6月11日记者采访王占奎那天夜里，吉普车坏在几里路外的山梁上，几人推车时险些酿成车祸。
王占奎无奈地表示，经费所限，加之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任务繁重，这些年来，考古所主动性的研究只有三个：秦始皇陵、汉阳陵以及周原遗址。“有时候，是眼睁睁看着盗墓分子抢了先机。”
这不只是陕西考古所的问题。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陕西文物局，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经费短缺，人员紧张。
陕西无疑是全国文物分布最广、埋藏最多的省份之一，它有全国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9处共113个点，省级文保单位465处，还有2000多处县级文保点，另外登记注册没有取得保护资格的文物点3.5万多处，每年的固定经费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而省文物局的预算是：陕西文保经费底线是4000万元；投入1个亿，才能使文物保护状况有很大改善。
“目前还没有达到温饱线，很多该做的东西没办法做。”周魁英处长举了个例子，富平县一座重要的唐墓被盗，而那之前，文管部门已知该处有唐墓，但却无力挖掘，也无钱设专门机构看管，最后遭到洗劫。
椐了解，陕西省80％的国家保护单位有专门管理机构，50％的省保单位、20％左右的县保单位有专职管理人员，其他登记在册的3万多个点，基本上无人看管。可以说，以墓葬居多的陕西省诸多文物点，毫无防范地暴露在盗墓分子的铁镐之下。
但是很多官员和学者都表示，不能就此对国家求全责备，目前国家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日益重视，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年已经竭尽心力。对一个正在高速成长的国家来说，它面对的问题太多，亟须花钱的不仅仅是文物。
现实困难让它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政策：不主动性发掘，而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这样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经费问题。对那些已知的墓葬，采取的政策一直是“就地保护”。
一位从事丝织品保护的考古队员说，文物出土后的保护，所耗精力与财力数倍于发掘的费用，且从技术上很难做到底下墓室那样平衡的环境，发掘上来后，反而容易引起文物的损坏。
“从这方面考虑，国家一般不轻易发掘墓葬，除非遭到盗墓分子破坏，才进行抢救。”考古所曾经多次打报告，希望发掘干陵，但基于类似的原因，一直没被批准。
但问题是，盗墓分子并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埋藏文物的地方，挖出来，卖到钱。”作为政府主管文物保护的官员，周魁英表示，在目前国家发展的现阶段，难以有特效之法，帮助国家文物保护走出这两难迷局。
周公庙遗址也遇上了同样的难题。尽管知名度日益扩大，但是否发掘目前还是未知数。从考古队到省文物局一致答复：尚待专家最后论证。事实上，考古队包括王占奎，都是国内研究商周历史的一流专家。
正因如此，王占奎揭开“盖子”的心情比别人更迫切。他最近制作了一个到明年年底所需经费的预算，保守估计2000万，还只是挖掘两座墓的预算。其中，仅测定一个碳化土壤标本，就需要2000多元，“要把19座墓都发掘并妥善保护的话，那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或许，那些远古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沉睡在这一扌不黄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