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管制的是是非非
由于预期人民币升值，中国国内个人外汇存款余额从1月份的853亿元下跌到2月底的832亿美元，这是中国连续第8个月外汇存款累计余额下降。国家外汇管理局长郭树清前对此发出警告：押注人民币升值可能付出巨大代价。
去年美国政府曾就人民币升值一事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最后无功而返。而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与美国政府的见解很不一致，如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就曾在去年9月11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如果人民币升值20％左右，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有可能减少约100亿美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使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最终结果可能会与参议员们期望的相反，即人民币很有可能因此而贬值，而不是升值。他认为，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可能会给中国国内经济造成很多问题，对整个亚洲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人民币汇率朝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则怀疑，就算按美国工业团体的要求将人民币汇率上调15％-40％，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否就能因此而显著缩小。
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为这场讨论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门缝。蒙代尔在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调门最高，他认为要求中国调高人民币汇率是一个重大错误,人民币稳定对世界有利。人民币升值将会使目前世界经济中的亮点变得黯淡。他强调,要求中国调高人民币汇率的国家，要么是曲解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么就是要为本国经济的不景气找一个“替罪羊”（这一说法深为中国政府所喜，曾在中国媒体上甚至外交场合广为引用）。但他的一个说法却给中美之间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留下了空间，那就是他指出“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可以研究考虑适当放松外汇管制。”
放松外汇管制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人民币继续升值，二是人民币贬值。随着中国的通胀压力日益凸显，人民币贬值可以减轻中国政府面临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在回绝了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之后，一直暗地里将放松外汇管制当作可能的政策选择，在制定政策的智囊圈子内加以秘密论证。
美国亲中利益团体的态度变化则起了催化剂作用。由于他们对中国经济事实上的隔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放松外汇管制的真实意图可能与他们的期望正好相反。
*美国亲中利益团体态度的变化
美国经济学家的见解并不代表美国工商界的见解。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是美国的工商界利益团体，代表这些团体的组织一直是帮助中国政府在国会游说的重要力量。这些团体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从来与美国产业组织劳工联盟”（AFL－CIO）的要求不一致，除了赚钱之外，它们对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人权问题）从来视而不见。
但最近一些堪称中国政府“老朋友”的机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一直期待中国政府会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但现在由于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罗勃特•卡普(Robert Kapp)在准备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的建议中警告说，中国政府在实施加入WTO时所作承诺方面显然正在失去动力。卡普本人强烈支持中国加入WTO，他预言，中国未能坚决履行加入WTO时所做承诺一事，其本身就有可能导致中美间激烈的贸易摩擦。如果说来自于美国劳工团体的指责在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有可能停止－－因为劳工团体的政治作用主要体现在选票的数量上－－那么来自于商业利益集团的指责却不会因大选结束而停止。中国政府考虑到商界、企业界对美国政府的巨大影响及牵制作用，为了安抚这批“利益盟友”，以便让其继续在白宫的中国政策上发挥作用，两个月前的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美财长斯诺会晤，商讨了放宽中国外汇管制问题，但并未谈及人民币升值的具体时间。
*中国政府为何考虑放松外汇管制？
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放松外汇管制，主要是基于金融专家对中国金融系统危机状态的估计。
中国的银行危机有多深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在一次内部讨论上的说法颇有代表性：“2006年前，中国的金融界不会出大事，但2006年以后，谁也不要拿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赌。出事很可能在于信息彻底披露以后的信任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心脏，这句话道破的天机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源于中国政府对相关资讯的严密封锁，一旦了解到真实情况，中国经济的神话就有可能破灭。
最能说明中国金融危机的是两个指标，一是银行的自有资本比率；二是不良资产比率。而中国金融系统这两个指标都处于危险状态，银行的自有资本率一度下降到3％，1998年中国政府用发行30年长期国债的方式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了2,700亿元资本金。当时设计方案时，是按照1997年底各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令其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法定标准（《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自有资本充足率如低于8％，则银行等于破产），计算注资需求并确定注资方案。但其效果却很不理想，据当时该方案的主要操作人、现国家开发银行分析与金融产品局局长王大用透露：“那次对国有银行注资的主要意义是在一段时间内改善其清偿能力，先安定局面，争取实施体制改革的时间。可是现在5年过去了，体制仍未实质性改革，资本充足率又变得相当低了。”二是不良资产比率，真实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密”，对外公布的24％的不良资产比率远远低于真实比率。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力主不要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高达68％，经济根基极为不稳。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智囊人物认为，中国的金融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情形类似，发生危机的概率在升高。面对压力，中国政府必须选择加快放松外汇管制，减弱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样对维持出口增长（注：只有人民币贬值才可能维持出口增长）和国内经济繁荣有好处，否则将失去在稳定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中国今年头两个月贸易赤字为79亿美元，这是削减出口退税以及从美国增加进口的结果，由于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难以为继，放松外汇管制以维持出口增长成了现实要求。
*来自于民族主义者们的反对声音
反对放松外汇控制的声浪也不小。比如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赵永吉就认为外汇管制颇有成效，仅2003年就为中国挽回了100亿美元损失。如果说赵的意见并非专家意见，只是行政官僚们从部门利益出发的见解，那么来自于经济学界的反对声浪也不低。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嘴们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形势，但只有极少数人承认这种泛泛的宏观分析对付不了金融证券等专门领域的问题，大多数人都在去年顺应中国政府需要，一致反对人民币升值。但近一两个月来，乖觉一点的经济学家们在摸清政府意向后，一致自觉地闭住嘴巴，以免拍马屁反招来马蹄踢。
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分析者反对放松外汇管制。一位分析者以“放松外汇管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题，专门陈述了中国加强外汇管制的必要性，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被当作爱国主义的忧心之作。该文认为，坚持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调整优化硬通货储备结构， 建立大规模黄金储备，是中国唯一的理智选择。这一观点承认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被大大高估，但认为若现在就取消外汇管制，普通中国家庭都会有储蓄美元（即储藏世界货币）的倾向，另外再加上贪官污吏和其他不法分子“资本外逃”对美元的巨大需求，将引起不少于 3万亿元人民币的抛售和 3千亿美元的买进，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将呈大幅跌落态势。按照中国政府长期有意培养而形成的思维定势，这类分析者又一次指责美国是造成中国经济灾难、意图拖垮中国的罪魁祸首，“因为美国是制造世界货币的国家，它只管印刷美元，而这些美元对应的物质财富则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中国的最廉价的优质商品。在美国政府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财政支出和赤字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多亏大量中国的廉价商品才支撑住了美元的价值，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也是在为美国提供‘资金’和财政支持。”
这位分析者还指出美国的“阴谋”在中国经济问题所起的作用，认为如果现在就取消外汇管制政策，将使资本外逃成为无法阻挡的洪流，数年后必将引发类似俄罗斯1998年那样惨烈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银行和企业的倒闭风潮，恶性通货膨胀和失业交织在一起。而外币持有者（主要是外国人）则可以用难以想像的低价轻易买走大批民族企业和国内优质商品。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因此受到毁灭性打击。这显然是美国乐于看到的。因此，尽管放开外汇管制会使人民币汇率大幅跌落，不利于美对华出口，美国仍以金融开放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等冠冕堂皇的口号鼓励中国取消外汇管制，这位分析者自问自答道：“而若要满足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那只有把我们彻底搞垮、搞分裂，才能使其称心如意。这是我们能接受的吗？”
上述观点虽然荒谬不经，但在中国青年当中却颇有市场。事实上，中国经济问题并非美国所造成，因为除了中国政府之外，任何外国政府并无“造成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而金融系统的问题不过是中国经济的要穴所在，在尝试了所有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后，面临出口退税制度可能崩溃、人民币贬值压力日大的情况，放松外汇管制似乎成了最后一招。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预测纪录非常糟糕，而中国经济学家们的预测纪录，更是被以往2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尤其糟糕。有人借用一个外国笑话嘲讽他们：经济学家们可能不知道自己何时失业，但他们永远能够准确地知道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