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转轨过程中，这个过程用李慎之先生的话说，就是后极权主义。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20年了，目前看来，仍将持续下去。
在转轨中，原来的权力结构根本没有受到有力的冲击。因而，政府并没有放弃其控制的权力。相反，在此之外，它又获得了新的权力，集中的体现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地扩展了经济方面的权力。
这样的权力结构导致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情形：政府以原来的权力为后盾，来保证自己获取对资源的控制权，并维护自己寻租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城市拆迁就是这样的典型：国家先根据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极权主义的暴力手段，宣布城市全部土地为国有；然后，又利用这种权力逐个剥夺平民的财产，转手将其出售。所谓暴力拆迁，这种暴力却是完全合法的。
然而，经济权力却腐败了政治权力。因而，权力已经不再具有统一而强硬的意志。由于官员们已经对意识形态和政体的目标幻灭，因而，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更多地是赤裸裸的利益而不是信仰。因而，他们的行为不再是简单地服从上级，他拥有了一定的政策选择余地。他在揣摩上意、自己的地方利益、社会舆论的压力、在政绩、名声、权位之间，进行权衡、选择。这样，舆论的自由度，又是因地而异的。
这样的权力结构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基本特征是，整个舆论环境是高度不确定的。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自由舆论空间。政府尽管仍然在理论上控制着所有媒体，但这种控制正在被空洞化。起码据我自己的观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者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媒体，尤其是近年来活跃的媒体。
当然，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又不纯粹是形式上的，事实上，这种控制仍然是非常有力的，并且借助于极权主义的操纵体系而极有效率地对媒体的日常报道实行着控制。问题并不在于这种操纵体系多有效率，而在于它的背后有暴力作支撑。
因此，在后极权主义时代，舆论空间是高度不确定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必须不断地探索话语的界限。官方根据形势和最高层的旨意，时而放松，时而收紧。知识分子和媒体则不断地猜测官方的底线。我们知道存在一个禁区，但界限在哪里，却是不很清楚的。
宣传部门之所以不能明确地划定一个界限，可能是因为，宣传部门自己都不知道界限在哪里。这又是因为，最高层处于尴尬境地：他知道必须变革，但他又受到旧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意识形态的破产，连宣传部门也默认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因此，他们的管理活动才像从事地下工作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与知识分子展开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里没有规律可循。我们也不能断言舆论空间会一直扩大。老鼠可能飞起来，但完全可能一夜之间被捉住，丧失大部分舆论空间。但从整体上看，是否丧失空间，却不取决于媒体与知识分子。游戏真正的主宰者仍然是官方。
南都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无法清晰地看出，到底谁是幕后的操纵者、始作甬者。但其手法再次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丧失了正当性，而且那些意识形态官员已经清楚这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因此，他们只能通过经济问题来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诉诸意识形态正统性本身。这是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变的一个象征。
而且，南都案之后，舆论的尺度并未全面收紧，这再次确认了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限度，除非发生紧急事件，这种限度总的趋势是趋于放松，即使他们想收紧，也已经丧失了控制的意志和一部分能力。
注：本文由燕南网（http://www.yannan.cn）首发，原题为
《南都案无碍自由舆论》，现题为推荐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