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毛泽东时代是依靠残暴的压制维持统治的，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代价；改革开放后，压力有了很大的缓解，但依然沉重。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压制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压制不是仅仅依靠残暴就能成功的，其前提是普遍的愚昧与怯懦。今天，人民的觉悟已大为提高，他们不仅对自己的权利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自由精神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对特权、宿命之类的欺骗宣传有很强的免疫力；今天，社会日趋多元化，资源分散化，人们的生存手段相对丰富，这使得他们有勇气、也愿意并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更重要的是，压制受自身的限制，有一个 “度”，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任何社会，不论多么强大，都只能承受一定量的压力，超过此界限，社会便会分崩离析。就象高压锅内压力达到某个数值后便必须放气减压，否则就会爆炸。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已届临界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那场及时雨般的改革，中共及其政权早已成为了昨日黄花，人民也将罹患大难。今天，历史又走到了同样重要的关键点，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
历史上从没有千年不变、万年不更的政权，未来也不会有，永远也不会有。那是迷信，不科学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发展的世界；当今，恐怕不会再有任何人真正相信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了。当然，这并不排斥既得利益者在舞台上宣称自己的信念多么坚定，及对政权传之万世而不改的信心多么强烈。但在私下至少在心底，他们是心虚的，知道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既然如此，以强力压制的方法维护政权，与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对抗就是极不明智、更准确地说是十分愚蠢的。
换一个角度。我们一直自称为“人民共和国”，显然，这里人民应该是主人，掌握政权者应该是仆人。主人选择、任命、监督、奖惩仆人，仆人必须自律并忠于主人；“共和”乃是多元并立，有差异之统一。这意味着该社会的所有关系都是因“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不应该以威吓作为其建立的基本手段。但如果人民不能选择、任命并制约政权，如果政权是在罔顾民意甚至反对民意的基础上，依靠暴力自封的，这样的政权就没有合法性，这样的国家就不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盗用甚至强奸民意的事例屡见不鲜，但如果它们继续在已然觉醒了的人民面前耍弄这种把戏就非常愚蠢，而且十分危险。对它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厉行变革，使名实相符。
压制在现今中国不仅无益于社会与政权的稳定，相反还会激化矛盾，导致社会动荡、政权垮台。但总有那么一些人抱残守缺，妄想继续用压制的故伎维护政权和既得利益。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总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例外，梦想着千秋万代、永远不变。但历史是严格而公平的，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可能忤逆其轨迹。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彻底埋葬；另一些掌权者稍显明智。他们跟着大势走，绝不相抗，好象一只牙膏，挤多少出来多少，却决不主动先让一步。他们的命运也好不到那儿去。因为一旦形势巨变，过于被动的指导思想必然使其无法很快适应新的情况，因而最终被历史与人民抛弃便是再自然不过的结局了；还有一些掌权者是聪明的。他们认识到继续压制只能走上穷途末路，因而锐意变革，引领大势，为民主大潮推波助澜。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必然能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政权而言，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时间在不停顿地流逝，历史尚留给政权多少主动安全自如地选择时间，谁也无法知悉。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主动选择的时期不可能无限长。实际上时间不在政权这一边。一旦形势发生自下而上的变化，政权将再也不可能控制局势，必然彻底覆灭，社会也必将有一段长时间的大动荡。
来日无多，何去何从，“肉食者”当三思而再思。
(来源：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