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开国主席的公主，在他自己创立的共和国中，过着如此凄凉的生活，倘若毛“棺中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不过，作为中国普普通通的一个民众，即使病死了也不会引起“富裕起来的农民”和“资本主义港商”的同情。目前，内地慢性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慢性病引起的死亡占死亡总数的60%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的价格过高。“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内地居民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名为“医疗产业化”的改革席卷中国大陆。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内地居民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那些下岗工人、工厂职工、退休职工、底层的小市民、农民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剁了。“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这些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绝迹，医疗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肮脏、最缺德的产业，医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进去的病人连血肉带骨头全部榨干。没有钱就不给治病或立即停止给病人治疗已属平常现象。内地的《人民日报》曾报导，因为缺少钱，乌鲁木齐市不慎被开水烫伤的3岁幼儿刘光祥，因4家医院拒绝收治，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个多小时后休克死亡。这样的例子，在内地的医院已不胜枚举。
由于“医疗产业化”，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河南省上蔡县甚至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去年发生的SARS危机，由于内地政府的“医疗产业化”，大大提高了疫症风险。一些感染者没有钱，于是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要不是最后政府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模式进行治疗，真不敢想像现在的内地社会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在中国上医院得背个银行去。一盒出厂价仅为17元的常见医保类参麦针剂，医院售价高达112.7元，而有的平价药房的药品价格竟然能平均比核定的药价低45%。“医疗费”早已细化到每个单项收费里了，如：主治医师就诊挂号费、专家就诊挂号费、注射费、量体温、测血压、护理、厕所使用、卫生、各种检测、各种检查、就连列印费用清单都收了费，真是数不胜数的收费项目。
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有知情者说，内地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决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任何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
内地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得了白血病的研究生，本来攒了10万元准备做骨髓移植的，结果相信了某医院某教授的一种白血病的新治疗方法，花了10多万元以后，病情反而加重，结果这个研究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捅了这老教授四五十刀。
“文革”期间，内地有一部家喻户晓的“革命影片”《金光大道》，其中有一句当时被当作反面教材的著名台词：“谁有钱谁光荣，谁没钱谁狗熊。”30年后，这句著名的台词可以说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最好的写照。每一个生之艰难的生命个体都充满了对金钱的渴望。是的，在一个“得了病，有钱你可以活着；没钱，那你去等死”的社会里，这是不难理解的。而且，谁不想光荣，谁愿意去做狗熊?
在毛泽东时期，低廉的医疗服务价格倘使得一般的老百姓即使生了大病也看得起。特别是在中国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医疗状况下，赤脚医生真正在广大农村解决了很大一部份人的医疗保障问题。而现在“医疗产业化”的结果，则剥夺了穷人生命健康的权利，放任医院“最大化”地压榨患者，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在“资本主义”的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任何人都不会有就医的问题。只要脚踏在澳洲的土地上，都是免费看医生的；挪威没有经过甚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也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不光看病不要钱，连读书也免费。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们“小日子”过得也挺好，有道是“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普通的人民则往往是越病越穷，越穷越病；莫说致富，只有等死。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2000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3%（同期美国为14%），从政府投入和个人投入所占的比重来看，政府支出大约占卫生总支出的36%，而非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是64%。政府支出所占的这一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15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可见，造成内地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人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自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却倒行逆施，真让人感到困惑。
中共最讲究安定团结、讲究社会的稳定。其实，人民生活改善、心情舒畅、安居乐业了，自然不会萌生不满之心，这也是社会安定必须花费的成本，这个成本比花多少亿元做几个飞船上天、盖几个大剧院要有意义得多。看病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已成为压在中国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无论他是穷还是富，自己忍受病痛之苦却又要倾家荡产地治病，是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一个连公民医疗权、健康权都保证不了的政府，是不能奢望社会稳定的。
曾经的江总书记曾经高喊“以德治国”，不知教育、医疗产业化是否是江总的“德”之所在?在中国，所谓“产业化”就是金钱至上，就是“利润最大化”，就是政府在“撂担子”。“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彻底破灭，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而在“医疗产业化”的大旗下，政府更沦为食民阶层的地主，医生成为趁火打劫的商人，老百姓则处在“强权食物链”的最底端。好一个缺德的“医疗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