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
香港“七一”大游行，再次表达了港人对未来本土社会的理想追求。凡政治家都不能漠视。此时的《亚洲周刊》也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命题：爱国与民主并不矛盾。以此推理，港人的民主诉求，并不表示他们不爱国。
但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香港目前的局面的确可以称作“国家认同的危机”。我认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有三：
第一，大陆的“鞋子”不合香港的“脚”。邓小平许诺的“一国两制”只是模糊地承诺可以把“鞋子”的小指姆部位开一个窗口，但有关的约法并未一步到位，这个窗口能开多大？双方仍需要互相试探。
第二，香港社会历经一百年的自由发展，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制度、文化形态已形成相当的认同。回归以后的香港民众与政治力量，仍希望按照自己的“多元－平等－自由”的模式改造国家。
第三，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虽已在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脚步，但在政治制度上，仍没有施行相应的变革。尤其在处理国家周边的“族群”关系、政党关系、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关系问题上，仍没有改变“老子为主”、“一党专政”、“集权体制”的基本立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香港社会与国家的高度和谐一致，是不实际的。我在今年纽约举行的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从宏观历史的层面上看， “八九”事件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文化与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适应而发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殖民时代，世界各殖民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殖民者输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冲突；二战后，苏联帝国强加在原东欧各国身上的政权形式，与它本身政治文化的冲突；巴列维政权下的伊朗政治制度，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冲突；20世纪下半期的苏联，西方文化与传统宗教相结合的社会文化，与苏共统治的冲突……。我认为，凡是存在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冲突的地方，必定会发生寻求“和谐”与“适应”的运动。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要么是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顺服的文化精神，要么是顽强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与“脚趾”的关系－－要么是生长的脚趾戳破鞋子的禁锢，要么是顽强的鞋子扭曲了脚趾的骨骼。自毛泽东时代结束、苏联解体，在中国，后一种选择已无可能。当然，香港、台湾的未来，并不一定重蹈东欧或中东的覆辙，何去何从，还取决于它们在当今世界霸主－－美国棋盘上的分量。
因此，为中国国家民族利益计，如要避免最坏的结果，中国政府与香港社会需要进一步调适，并用宪法形式将双方认同的界限与规则相对固定下来。我认为，“多元－平等－自由”不仅是香港社会的目标和利益所在，也是中国大陆发育中的“民间社会“和各族群、各未来政党的追求目标。但这是在中国历史与社会政治大文化背景下的追求，而且“长计划”要有“短安排”，否则都是廉价而正确的空话。
2004年7月4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