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的阶级灭绝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

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被教授和大学生们所忽视、歧视，因此，在掌权之后便大举报复。

是耶，非耶？也许有点关系，但决不是主要原因。张献忠并没有见过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他为什么也仇视读书人呢？

又如，毛泽东所以要发动反右派，有人说，是因为受了罗隆基“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句话的刺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

这当然也不是主要原因。爱新觉罗．胤祯曾经对臣僚夸口说：“你们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了。你们没读过的书，我也读过了。”那他这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也有一股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欲而大搞文字狱呢？

精通帝王术的毛泽东在多次通读二十四史中，领悟了中外古今独裁者的共同心得：“统治无知百姓易，领导知识分子难。”（马沛文：《鱼雁集》，新风出版社，2003年，香港）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所谓“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以巩固其在党内、军内霸主地位为目的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折磨，甚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的整肃知识分子运动，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不断围剿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灭绝的序幕和总预习。

毛的四大批判武器
首先，毛在理论方面为自己构筑了四大批判的武器。

一、“实用第一”的观点。（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
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太阳》，304页）抛弃一切无助中共夺权的一切理论，把包括马列原典在内的书本知识通通斥为教条，把尊重知识、崇尚马列原典的知识分子，无论留苏的，也无论受过西方或国内正统教育的，都贬得一钱不值。造成一种“无知光荣，有知可耻”的风尚。

其“经典”的表述就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是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红太阳》299-300页）

毛的邪说，发展到文革十年，就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贬低知识，割裂马列，无非造成一种愚昧的氛围，以便他兜售专制、独裁的货色。以至今日，被马克思所肯定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还政于民都变了禁区。“五四”所残留下的科学、民主，经过几十年的批判、围剿、打压，早已溃不成军。

其次，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同上，304页）。让知识分子在这个“主力军”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而永远夹着尾巴接受改造。只是，可怜的“革命主力军”也并未因此而得到什么实惠，他们除了在中共建政前为之卖命，建政后成其剥削、奴役的对象之外，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文盲、贫困和备受屈辱的“主力军”。

十年浩劫中，毛共把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下中农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只不过是毛泽东“无知改造有知，愚昧扼杀科学”的故伎重施。

第三，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同上）

第四，把宋明新儒学“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同上，305页）

如何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交替的手段呢，纵观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确实是个出色的阴谋家和权术家。

毛知道只是把留苏派等红色教授、理论家骂个狗血淋头，用“废物”、“比狗屎不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侮辱性词汇剥夺他们的尊严，并不足够。使知识分子永远成为他恭顺的奴仆，还要济以武器的批判，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才能达到目的。

王实味成了“坏人”样板
这次歼击战，就是从王实味身上找到突破口。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暗面，批评“食分五等，衣分三色”为特征的等级制度。他深情缅怀为真理而牺牲的烈士，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唤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期盼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但是天真的王实味却不知道他鼓吹平等、博爱的理念，正触犯了毛的禁忌。因为毛此时正在打造“领袖至上”，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的“宏伟”工程。评击等级差别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一大批干部的既得利益。而这等级差别正是历代农民造反领袖用以论功行赏的激励机制，所以王的言论直接危及毛打江山、夺天下的伟业。

王实味在劫难逃，成了“坏人”的样板。在精密的策划下，有条不紊的布置中，王的“罪名”不断升级，帽子越戴越多，从反列宁主义、反领导到反党分子、托匪，再到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不管王如何申辩、检讨、痛哭流涕表示悔改，都无济于事。毛泽东一定要把他放上祭台，作为警吓众猴而必宰的“鸡”。

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发表文章，王实味经过几个月批判斗争，同年十一月即被隔离，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关进监狱。一九四七年被处死。

丁玲因为名气比王实味大，毛怕影响不好而暂时放过她，但始终余恨难消。一九五七年把她打成右派，流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她的《三八节有感》供批判。一九五八年毛亲自改写《编者按语》，把丁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再登在《文艺报》和《新华半月刊》上，作为“再批判”，发动各地口诛笔伐。

镇压了王实味犯上作乱的“自由化”之后，毛立即宣布中下层干部和高级干部同属整风对象，强迫学习指定的文件，并且规定要写反省笔记，再从检查各人的笔记中抓小辫子。红色教授王思华、范文澜、王子野等固然要做唾面自干的自我丑化式的检查，高级干部王若飞、曹里怀甚至元老谢觉哉等也被迫写反省、做检讨。

接着毛在诬陷王实味“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红太阳》，415页）的基础上把整风运动转入审查干部。他说：“中直、军直、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敌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同上）

毛对知识分子搞阶级灭绝
为什么有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去“发现坏人”，要去“发现三种坏人”呢？这几句话完全暴露了毛泽东怀疑知识分子、不相信知识分子、歧视知识分子、憎恨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这种心理就是毛几十年一贯制的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搞阶级灭绝的根本出发点。

果然在逼供和罗织之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研室揪出了成全、潘芳等四人，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以及中央党校揪出李国华、吴奚如等国民党特务。消息传开，延安全城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

毛泽东又连下上谕，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红太阳》，417页）

在毛泽东、康生精心导演下，一场审干肃奸的浩劫已降临延安所有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从先前写学习笔记、反省心得到现在写“小广播调查表”，再三番五次的写“个人历史自传”、“思想自传”，延安党员干部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好像进入“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谢觉哉诗）的思想高压炉。和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作家刘白羽自陈，“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在上司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在“个人历史自传”中，康生认定十九岁的青年张克勤是“特务”，于是派汪东兴、吴德等对张克勤搞三天三夜的车轮战，逼使张克勤承认了自己是特务，并且一口气咬出了几十个“同伙”。

为了深挖反革命、特务，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嫌疑分子。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潮流，造成群众压力，“抢救”失足者。如果再不坦白，就予以逮捕刑讯。

例如撰写《卢山会议实录》的李锐，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最长者有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在各种酷刑甚至假枪毙、活埋的逼供信，大会斗、小会劝和张克勤“示范”下，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延安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

“特务”遍地，“叛徒”如毛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六十余人，有十几个被打成“特务”。

《解放日报》有百分之九十五工作人员是被“抢救”出来的特务。

中央医院受到怀疑达百分之九十，美国的马海德医生夫妇也曾被“抢救”，大约因为他是洋知识分子吧。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的二百人中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

抗大总校一O五二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 “特务分子”六O二人。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炮兵团，因为知识分子多，就百分之九十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标准：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

西北局民运部共十多人，因都是知识分子，便全部被打成特务、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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