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末年，唐都长安破获一起和尚与公主的通奸案，可谓是惊世骇俗。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个小偷的被捕，在小偷的赃物中却发现了一只精美的女用枕头，小偷招出，枕头来自辨机和尚住处。官吏发现，这是只有皇家才有这样的枕头，不禁大惊失色。御史台慌忙亲自招来辨机审问，在严刑与诱骗之下，辨机招出：绣枕乃高阳公主所赠。御史案经过卖力的调查，查出了辨机和高阳公主长达八年之久的罗漫史，并上报唐太宗李世民。
实际上，唐太宗对女儿偷情的事心里早就清楚，他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整个社会对男欢女爱之事十分宽容，偷情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这从唐代的众多史籍中不难看出）；一是怕动作大了，欲盖弥彰，丑事得到证实，影响皇家形象。所以，对此，以唐太宗之精明，自然选择聋作瞎，流言蜚语由他去，反正没证据。但是，到了御实台上报时就不同了，以被自己的统治机器抓住了证据，形成了案卷，只能靠杀一儆百来立威了。
于是，公元649年，长安街头就发生了腰斩的惨剧。
《大唐西域记》的卷末语中，也对辨机作过间略的介绍：他出生苦难家庭，15岁出家为僧，师从大总持寺道岳法师，贞观十九年正月，从西天取经回来的著名的唐僧玄装在弘福寺主持译经，辨机以其博学敏慧，成为从事译着的缀文大德九人中的最有名的一位，被唐僧选为自己口述的整理人。皇家绣枕案发生时他正在弘福寺译经，年仅二十六岁。
不管导演经意不经意，《大唐情史》，人物个性生动跃然，连一个和尚，都是那样的个性鲜明，充斥着张扬的生命气息，唐太宗李世民，倒成了不太显眼的人物。回忆《还珠格格》，最显眼的，有个性的永远只有皇阿麻，皇家小燕子，和个别不肖“阿哥”。这或许是这两部片子反映的唐，清的两个不同历史背景给人的直觉差异感。
辨机之死，易使人觉得那个时代血腥，其实不然（当然腰斩的酷刑是华夏文明的耻辱）。《大唐情史》悲剧的背景是唐朝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这期间平均每年全国的死刑犯人只有几十人。而《还珠格格》的大团圆结局，易使人觉得那个时代很文明，其实不然。《还珠格格》喜剧的背景是清朝的“盛世”，“康干盛世”，这期间因文字处死人的（文字狱）的案子都有一百三十多起，几乎每年一起，每次都要杀几十人以上，几乎每次都有人被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剐而死）。康熙年间间发生的文字狱庄廷栊案，七百多人被杀，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整个唐朝，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朝鲜）的一次战争之前，有个叫元万倾的狂放诗人，写了一首诗，提醒高丽人人：唐军来犯，应提前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无功而返。元万顷此举，实际上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可是唐高宗居然没有严厉地惩处他，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竟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恐怕是最为好杀的一位，但对以文犯“忌”之人却十分地洒脱大度，著名的天才诗人，“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赫赫有名的“《讨武造檄》”，文中直斥武则天“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反而埋怨大臣们，没有将骆宾王这样优秀的人才罗织在她身边。不难想见，“康干盛世”的人如果犯下元万顷这样的事，死几次都不够；骆宾王此举要是发生在清朝，那就不仅是当事人怎么死的问题，而是株灭九族的问题！
相形之下，唐统治者的优容雅致的气度，是何等的潇洒！只有在这样的开明宽松的时代里，才能够生长出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才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如璀璨群星般的才华横溢的作者：王勃，骆宾王，王维，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昌龄，岑参......才会留有华夏文明史上最富个性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才能够创造出举属目的华夏文明成就的一大顶峰－唐诗。
言论环境的截然不同是唐，清这两大“盛世”的最大不同。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落难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整个康干盛世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如鲁迅说的，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整个清朝，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一本《红楼梦》（据传作者为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只是批阅成书而已）。
“康干盛世”，是一个靠战后人口恢复，国家鼓励多生（康熙颁行的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免租息，农业恢复发展而生的盛世，而并不是一个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造就的盛世，因此，“康干盛世”比起前朝历代的盛世，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相反，由于空前的专制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得“康干盛世”是个进步停滞，坐吃老本的“盛世”，一个牺牲民族国家的前途和未来的“盛世”。
长达一百三十年的“康干盛世”结束之后，仅过了四十年，巨大的问题便暴露无遗，明末时比之西方差距不大的技术，此时有如天壤之别。整个清朝到鸦片战争之前，技术不仅没有进步，与明朝末年的相比还有倒退。整个社会体制更是远远落后了。
“康干盛世”，反倒不如“贞观之治”更真实。
《大唐情史》与《还珠格格》的背景差异之二是服饰和人物气质的巨大差异。看得出，这两部电视剧的导演都极力表现唐清两朝服装的精美。《看大唐情史》，如看一场精彩的时装表演，真正的唐装如此美丽纷层，使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原来华夏的服饰，也可以如此美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比起潇洒俊逸而又多元化的唐装（注：不是现在以满装为唐装的“唐装”），清朝的服饰是那样的相形见拙，特别以男子的服饰对比最为显著。唐朝的男子，其发式既可以系方巾，扎网巾，可以束发峨冠，也可披发，或可作马尾式（类似如今日本武士发状）。清朝男子发式只有一种：半光头加“猪尾巴”。这种丑陋的发式在形成习惯之前，并不是中国人犯了贱要它，而是因为“留头不留发”，这根辫子，是“砍了我们祖先多少颗脑袋才种定的”（鲁迅语）。
与发式一样，清朝男人千篇一律的长袍马褂“乌龟服”，是严酷专制的恶果，是多尔衮“去汉服”令以死相逼的结果，也是“砍了我们祖先多少颗脑袋才种定的”。其美观如何，参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态度就知道了：和服保留了很多唐装风貌，朝鲜，越南民族传统的男人服装也保留了很多明代汉服风貌 ，他们都不愿学满清服饰一丝半点！
身着真正的唐装，很多人能够自然地透露出俊逸潇洒的精神气质，而身着满装，非常便于打千磕头，口称奴才，连来自西方的大山都有几分奴才相（当然民国时期经过改造的女性旗袍也是很好看的）。
由于虚荣和历史失忆，中国人普遍地不知道（或无所谓）真正地唐装，把满装当成了唐装，口称国服。日本人对此十分轻蔑，称：中华民民族是一个没有传统民族服装的民族。这话有他的道理，因为事实上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是汉族，而最能代表汉服的唐装以被这个民族自己抛弃。
但是天真的年轻人却能作出质朴的选择，他们去照相馆照艺术照时，往往宁可选择日本和服，也不愿选择“唐装”（满装）。这因为他们媚日吗？当然不是！因为“唐装”（满装）丑陋。
一个历史教训是：专制的结果必然丑陋。人类最美丽的花朵是自由之花。
“贞观之治”虽然比“康干盛世”更完整，更真实，但同样是专制王朝下的“盛世”。无论是李世民，还是爱新觉罗.玄烨，其专制帝王的本质是一样的，贞观不同于康干的仅是“开明专制”而已。帝制下的盛世，老百姓所享有的种种自由，好处都是帝王的“恩赐”而已，并没有任何体制上的保障。“有伤风化”的辨机，既因为高贵的公主的热烈追求而盛情难却，情不自禁，又能因为社会的优容而安然无恙，也可以因为为李世民一句话而被腰斩，多少也反映了即使在盛唐这样开明宽容的时代，普通人物的命运象浮萍野草一样不可确定，不由自主。其实，华夏文明五千年来，迄今为止最后一个灿烂的顶峰，大唐，其命运又何尝不象发生在盛唐时期的辨机，高阳的情史那样，是一出永恒的凄美的千古绝唱呢？
今天，只有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目的，建成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新五权民主宪政体制，才能够开启比盛唐盛世更美好，更长久，更稳定的新的盛世！
曾节明 星期五 2004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