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没有自由的中国新闻报导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五月三日新闻自由国际日在巴黎召开记者会上介绍，中国大陆新闻自由面临严重挑战。《南方都市报》主编喻华峰与程益中被审判，就是中国打压新闻自由的证明。中国民间舆论普遍称，官方之所以对南都主编进行打压，是因为《南方都市报》曾对被执法人员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案和中国爆发萨斯（SARS）进行了系列跟踪报导。无国界记者组织非常关注在中国被逮捕的新闻工作者和网络异议人士，包括已经入狱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高勤荣、前文汇报大连负责人姜维平、异见人士黄琦、杨子立、何德普等。

一、中国记者没有报导自由。目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有六十一人因为自由报导而遭到中共关押。这些包括记者在内的网络异议人士，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自由地从事写作与报导。这是中共实行新闻封锁和大搞社会主义文字狱的无耻证明。其他从事各种媒体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在中宣部的严密指令下，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根本不能从事自由的报导和自由的评论。被认为有违政策的真实报道，都要遭到彻底封杀。中共的新闻检查制度，又是非常严厉的。其主管部门是中宣部。而相应的审查，又非常繁锁，有各种各样的党纪、中央文件、领导讲话等名目繁多的严格制约，可谓禁锢重重。所有的党控媒体，盖无一例外地实行三级审查制度：一、记者必须自审。记者必须按照党的宣传指导进行采访报导，而不能违背中共及其党魁的指导思想;必须严格按照中宣部的指令办事，而不得愈越雷池一步或半步。中宣部不允许报导的，则坚决不能报导。这就是说，记者的活动必须在中宣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宣部支持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中国记者倘若写出与之相反的观点，写出支持美英联军、反对萨达姆独裁专制的相关报导，问题恐怕就会变得很严重了。从事这种报导的记者就不得不面临社会主义制度所可能或必然赋予的巨大苦难。所有的记者都必须步调一致地写出萨达姆是伊拉克人民拥戴的领袖，美英联军是侵略者等诸如此类的不实报导。因为不这么写，就不能发稿。在写作之前，记者必须严格审定自已的文章和报导，看是否与中共及其党魁的思想相一致。不一致，就不是伟光正所欢迎的新闻报导，因而就必然被枪毙。即便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意愿，某些记者也不得不按照党的要求作以违心的报导。虽然在报导中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和良知，但毕竟符合极权专制主义党的无耻要求，毕竟发出了千篇一律的而且是毫无个性的声音。奖金不少，工资不少，职称还能混得个中级、高级乃至于最高级，终究还能当上一个不犯所谓政治错误的社会主义记者乃至于名记。中共建政之前，中国新闻界有不少具有独立思想和个性鲜明的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在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后来执政的中共所具有的种种限定，种种制约，也没有那么多让人无所适从的恐惧。他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并且是随心所欲地报导。可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朝成立之后直到今天，五十多年已然过去，回头算一算，中国大陆又有几个算得上是具有独立思想、文笔生动而且是个性鲜明的记者呢？回答只能令人遗憾地是：没有几个。刘宾雁恐怕算是一个，但像他这样的记者确实太少，实属凤毛麟角。为什么刘宾雁能够成为有独立思想、个性鲜明和文笔生动的著名记者呢？因为刘宾雁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不失童子之心，故此他才敢于放言无忌，敢于揭露社会生活的黑暗，敢于痛斥张狂的邪恶势力。他根本就没有遵守党控媒体所严格要求的歌功颂德和莺歌燕舞等的陈规陋见。像这样直面现实的记者，不还是不能立足于大陆，而终于被撵到美国去了吗？也有一些记者进行实事求是的报导，但由于违背了中宣部的指令，由于违反了党的所谓的宣传纪律，于是就被中共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社会主义文字狱。剩下来的记者，谁还敢自找倒楣地进行自由报导呢？连大气都不敢出，连小气都不敢喘，就只能唯唯喏喏、噤若寒蝉，就只能歌功颂德、献媚邀宠，就只能随着顶戴花翎的高帽随风唱影地闻之起舞了。由此看来，作者自审制，确实把中国记者都给搞得人心慌慌，人人自危。除了写出一些吹牛拍马、极尽献媚之能事的平庸之作而外，几乎很难写出惊世骇俗、震袭发聩、宏钟大吕之佳作。这，正是为什么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竟没有产生出来几个值得一提的新闻记者的原因之所在！

二、除了作者自审制之外，另一个就是编辑审查制。编辑审查很厉害。凡是不符合党的宣传需要的稿件，到了编辑审查这一关，都得统统地给予封杀。凡是不利于中共统治的报导，都得彻底取缔无商量。编辑看稿件，首先要看你这个报导有没有影响党的统治的不良之因素。编辑得按照中共及其党魁的指导思想来审查记者的报导，并决定是否予以刊用。比如，中共及其党魁不允许提政改。如果有记者或读者写了谈政改的稿子。编辑一看，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根本不能登。因为上峰有令，不允许谈政改。哪怕你这篇稿子写得非常精彩，道理非常清楚，对中国人民的自我解放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很大的好处，但由于中共及其党魁不允许提政改，其后果必然是，这样谈论政改的好文章只能遭到枪毙的凄惨命运！编辑审查这一关，简直有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党控媒体的编辑尽职尽责，就是要把党的极权专制主义那一套思路，通过文字、声音、图象等方式变成广大愚民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的社会主义强权就是真理，官帽就是一切的标准。与其说是编辑审查，莫不如说他们是在制造使中国人浑然不知的无所不在的让人慢性中毒的毒素。只有使社会主义奴隶们踏踏实实地固守住卑躬屈膝的奴隶地位，党控媒体的编辑们才算是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光荣而无耻的愚民责任。编辑审查制，是党控媒体维持自身运转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新闻审查制度的基本方式。倘若审查的不好，或一不小心让某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发表了，比如，某一篇不按照中宣部的要求所写的报导，或是一篇与中宣部的口径不一致的新闻出现在报纸、杂志、电台或电视台上，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编辑就可能被降职处理，工资就要受到影响，奖金就要被取缔，待遇就要大大地降低。所以，哪怕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哪怕出版后谁都不愿意看，编辑们也要使出吃奶之力，千方百计地枪毙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稿件，都得千方百计地封杀可能引发上级领导不满的好文章、好消息。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党控媒体的诸多报道毫无新闻价值可言的原因之所在！

三、除了编辑审查之外，还有就是总编终审制。总编一但发现有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独立文章，有违反中共及其党魁意志报导的漏网之鱼，就要行使斩立决的最后权力。比如，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来到了，有人写一篇讲述六四大屠杀的文章，哪怕文章写得再怎么好，编辑首先就要封杀，到了总编这里，那就更是毫不客气。总之，六四不能提，压根就不能提。谁要提六四，无论编辑或主编，都要统统地倒楣，都要统统地遭到整肃。因为中共及其党魁认为，六四大屠杀，杀得有理。六四就是中共大屠杀的有理之日。再比如，中共腐败也不能随便提，揭露中共腐败的稿件或报导，即使编辑通得过，总编也可能或必然通不过。因为中宣部给所有党控媒体的总编们发出安民告示：不可以随便报导。不可以轻易报导。一切报导都要以新华社报导为准。一切报导都要与中宣部的口径相一致。在任何一家党控媒体，记者自审制、编辑审查制、总编终审制这么三级审查制，使任何一种独立自主的思想，使任何一种独立自主的报导，使任何一种事实真相，都极有可能并且常常处于被封杀、被剿灭的状态之中。除了党控媒体的自身审查制之外，中共的各级官僚几乎也都是新闻的严厉审查者，中共的各级组织几乎也都是新闻的审查部门。对此，中共恐怕是从来都不会承认的。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对于新闻报导，常常从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总能发现一些所谓自由报导的所谓影响稳定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苗头。党控媒体内部的三级审查制和党内官僚的逐级审查制相结合，构成了使所有真相都基本丧失新闻价值，使所有报导都丧失客观反映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报导，这就是：没有客观，而只有中共官僚的主观；没有公正，而只有中共及其党魁意志的偏颇；没有全面，而只有中宣部所指示的片面。

一、 党控媒体不可能反映事实真实，只有民办媒体才能真实地表达民意。

诚如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一切媒体，无论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抑或出版社，都是由中宣部一手掌控的。这就是说，一切都是官办的。当一切媒体都是党控的、官办的，一切的新闻报导也就必然和自然地打上了官方的色彩。进一步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官方愚弄人民的御用工具。广大民众要想从官办媒体上了解事实真相，用李白的一个诗句来讲，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无论听众也好，还是观众也罢，人们都不可能从党控媒体上了解某个事件的全部事实真相及其来龙去脉。其形成的必然结果是：党需要你知道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党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你就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极有可能两眼一抹黑，瞎子一般地走上一条无比宽广的欺诈之路。这个欺诈之路的名字，叫做共产谎言或社会主义弥天大谎。比如，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在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之多的港民发起了反对中共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这个消息全世界都知道，但只有中国大陆的党控媒体根本不予报导，一个字都不提，一个声音都没有，仿佛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儿似的。党控媒体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给十三亿中国人民？为什么中共要搞新闻封锁？从中共新闻控制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表现来看，这是中共及其党魁实行愚民统治的一贯伎俩，这是毫不新鲜的厚颜无耻，也是一贯胡作非为的与时俱进。不把事实真相告诉给人民，相反却要给掩盖起来，这就叫做欲盖弥彰。中共认为，如此一来，中国人民就会成为脑袋浆糊糊、且围绕党魁意志瞎转旋舞的泱泱愚民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及其党魁通过长期的新闻封锁和舆论控制，确实达到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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