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这话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内心的有恃无恐清清楚楚，赤赤裸裸！我们能告诉赵忠祥的是：在这个案子里，直观地看，你当然胜诉了；从人生角度上看你不只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你已威信扫地----道貌岸严、表赤心黑、慈眉善目的伪君子这些帽子是存进了社会档案，烧不掉，抹不去。如果赵忠祥的心不对这事有亲历，不早有攻防的准备，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这是科学心理学的公理。
从赵忠祥自己立场上讲他在案件进展里犯有多个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分布在不同的环节事件中，如果学着胡塞尔把现象的成分搁置不计，就可看出这些环节、事件为同一个逻辑所操纵。赵忠祥犯的这些错误有利于让案件朝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可大大的不利于他所希望的清白，不利于他的社会诚信。
那声音是不是他的，这个追问有两层关系：第一是个承认问题；第二是个真假问题；如果这个指控是假的，任何人的第一反应都只能向科学求助，因为当代人都不对科学的声谱分析持有弄虚作假的怀疑。对不白之冤，人首先想到要的只能是洗刷，赵忠祥的反应里丝毫没有求助科学的洗刷，相反，他争取的是不被科学所鉴定----拒绝洗刷。只有当事人知道底细，成竹在胸----早有心理准备的条件下，才有不依靠科学的洗刷，而求助于法律对科学裁判的制止！“谁能证明那声音是我的”这句话是此地无银的反驳式承认，这话是以没有权威来证明为支持做出的反驳。须知反驳只是求胜败，不是求澄清！这一反驳的心理图式是：一是对指控事实的内心承认；二是对科学不肯鉴定的仗恃----只有同时具备这样两条心理的条件下才能说出这句话来。这句话就反证着：（1）赵忠祥预知真相；（2）预知录音不能被科学所鉴定。只有他预先获得“不能被鉴定”的支持，有了底气，他才能造出这个句子。他心里的叫板是：任何纠纷对于当事人都不须澄清，当事者能不心明如镜？要求澄明的是公众和舆论。公众与舆论往往受官司胜负的左右，但胜负却不仅仅决定于真相，还赖于权威的操作，如果科学不介入，除了当事人谁也无法使真相澄清。那么赵忠祥打的不是真祥澄清牌，而是阻止澄清牌。说到底：赵忠祥对案件表现为恐惧。他不是冲着饶颖而是冲着舆论在活动。
因而，“谁能证明那声音是我的”这话就支持那声音是他的！
科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凡知道自己行为有可证证据的，不会说这样的话；凡是没有做被指控的行为的人，也不会说这样的话。这话的底蕴是：那事我是做了，但你却无力完成法律澄请----因为你无从完成科学认定，你就倒点霉填吧点吧。----没有这行为的人，就决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绝不做这种反驳。赵忠祥的态度就像横扫了南北的处女膜案是一个逻辑，处女膜比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比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法律，更能还不白之冤者以清白。凡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才能“还我请白”。赵忠祥不求科学鉴定却去求不予受理，赵忠祥忠不忠，虚不虚也就在这里了。
赵忠祥求的是胜败，社会的档案馆却依据于逻辑支持。逻辑不是事实，但只有事实的联系才提供出逻辑。赵忠祥的能量可以将案件压下，却不能让人心不照逻辑去认识他、评价他。
赵忠祥不敢反诉，因为反诉和告诉一样所澄请的是同一真相。所以：从赵忠祥立场考虑最应当的选择其实是诚实，把事情讲清，只要真讲清，就是有过也让人愿谅；人，谁能无过？赵忠祥不是采取讲清的方法，而是反驳，因而他就丧失了信誉，他意为他还不身败名裂吗！
二、本文要完成的只是对人类理性力量的区别赵忠祥不是官员，他如何生活是他个人的自由，别人没有插嘴的份，但饶颖状告了他，使私人生活公众化了，这事件又抄得沸沸扬扬，一方面他是名人，还是说教的名人，二方面他在被诉案中有一系列表现，这案子做为公众性事件，我们便有了将其做为已知，当作理性清理的材料来做代入演算的方便。这一清理不是对实际的赵忠祥的贬褒，也不是针对两个人作的评价，它只是一组代数演算，已披露出来的这一案子的那些具体环节是些已知材料，理性批判就是删繁就简那些生动细节，将之代入不变程式，直逼包含在事件中的联系。我们就能辨析被感觉视为混一不分的人类意识其实是不同成分的组合，它有哪些成分，各有什么作用，怎样发挥，其运用所造成的又各是什么后果？这对于我们挞伐共产，追求民主是十分重要的。
专制又是什么，还不是一种理性不清所导致的政制？民主仰仗什么？还不就是理性的开明吗？有了智慧的澄明才能造成运用上的开明。对专制的消除依靠着两样努力：一是斗争，这是人人能够的；二是理性的清理，因为专制也是一个理嘛，这样才能缕清所以专制和怎么样才能不专制----进入民主。
借赵忠祥案的方便是：它旷日持久，吸引各阶各层的智慧于其上，已经酿成一种理性批判的氛围，只要轻轻一拨，就能洞见真理。由于他在案件进展的各阶段各环节的应对只受胜诉机制的牵制，他是当局者，就把实际的真相和心理暴露在众目暌睽下，这是一种无意间完成的逻辑值暴露，方便了我们观棋者的顺手牵羊。只要对环节做出抽象，就能看清背后的心理力量是什么，也可借以识别社会，发掘出它所以朽烂的根据。中国社会所以破败到这一地步，也是某些理性运用所导致，当然就可以被理性的批判所澄请。
我所以将自己的文章命名为理性批判，并一二再地定义理性，不是要别出心裁，而是一个过来人从对自身理性体会中得出的经验：是洗礼了的还是混杂不清的理性，对于行为的价值是相别十万八千里的。同一句“今是而昨非”，一个大学生的见解与一个过一来人的品咂实在有天壤之别。一个民族所以陷入危机，一个社会所以陷于的矛盾，其实都是理性含混不清的后果，人与理性是服从与运用的双重联系，对此感觉却不能分辨，人不到不惑之年是不会有自我怀疑发生的，纠纷里的人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为什么自知之明是贵有呢？就因人得对自已取反观而后才有自明。就眼下中国社会的秩序来看，行为已不根据什么标准，人不再伦理了，怎么会陷于这个局面的？说句公正话：滚刀肉江泽民也没有要破坏伦理的自觉，他还不知伦理是个什么东西，就无从去谈他有破坏的要求。他只是从利害来发动行为----他是一块滚刀肉，不是“要做”滚刀肉，他没有要颠覆中华文化的故意，但他只顾用行为满足利害，他哪里知道行为在做为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发生作用的同时，还做为伦理的原则辐射国民，规定观念----只要满足我就行，不管你什么在不在理。当大家都做“滚刀肉”时就动摇了我中华用五千年时间才形成，培植起来的伦理。
记得有两个人（可能就是起诉赵忠祥《岁月随想》的那两位中学教员），举出一天的《人民日报》有一千（还是二千）多条错误----这是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呀！时代已被共产党败坏到何等浮躁的地步，我们是处在何等的危机中，就可见一斑了。
我们民族当前的主要的任务是推进民主，可民主的本身就是理性的正当运用，假如我们只从要求的角度去努力，不注重建设，那么就可能再坠旧路：在要求民主上好像初创的共产党也不是虚心假意吧，这几年有不少可敬仰的师长举出共产党建政前毛泽东关于民主的一些很好的言论，我不说这种质问有什么错，我要说这样的质问背后掩盖了理性的混淆：毛泽东讲话时共产党还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政党----不管它自身意识到与否，它在客观上处在政党机制联系中，他所在的那个背景里有对等力量，它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局部，民族里还有别的局部，那时的共产党是整体背景中的局部对局部，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也的确具有代表意义----他代表共产党。他能够代表不是由他想代表这个单一愿望成就的，还得依赖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对等力量的存在；客观上还有另一力量与它的代表，那时的共产党只是杠杆上的一极，它是从一极的立场来说话。可四九年之后的共产党，已不是一个政党，它实际是政权占有者的组织形式----它不再是背景中的力量，是并吞背景的力量，不是杠杆上的一极，是杠杆的操纵者，已不处在机制联系中，而是机制的操手。在这里就不是我们所批判的“一党专政”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就是个“唯一”，把任何东西“共”起来，都使“多”成为“一”，使复杂成为一统；所以“共产”就是“一产”，“共产党”就是“一产党”，“唯一党”。呼吁“一产党”“唯一党”实行多党制不是指望中山狼当保姆吗？呼吁“一产党”“唯一党”党内先民主起来，不就是在笼子里使劲地飞吗？请务必注意政改的本质就是在笼子里翱翔。你再怎么改能改瓦小笼子外去？可高天就在笼子外，真理不在共产党党内，怎么能靠党内先民主起来唤来民主呢？又怎么可能在党内建成民主呢？若完成了对“共产”的澄明，你就不会要求共产党开放党禁，要求它放弃一党专政，不会寄望于党内政治改革。就会把目标订在如何推翻共产上。完成了理性的澄明，我们就不会把活动只注重斗争，轻视理性清理，就会从共产党是坏人当道这个误判里跳出来，认清它的根本症结不是人的善恶而是“共产”一词是歪道邪理。
赵忠祥的知名度使这个案子的关注率达到空前，借着关注兴趣我们对他暴露在案件环节中的马脚做出指认，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不是把矛头对准赵忠祥，是要借这一批判完成对共产主义的批判。
并借此呼吁民主阵营的朋友们对此有所重视。不要认为自已活动在反专制道路上，其方向是对共产党的，就自觉价值没有问题。凡反共产党的行为都应受肯定，却不是说反共产党者都是好人。逃出牢笼的彭明反共产党，可他也把那套方略用在阵营以内，如果社会由他来影响，国民生活的质量不会与江贼民政权有质的区分，至多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能接受蒋彦永，郑恩宠，但不可能接受彭明。要保证自己活动的方向，还要保证活动逻辑值的正确。
如果有甲对乙说：你的话有某个错误。甲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你是有公众影响力的，你就不只要保证攻击方向正确，还要保证方法论的正确，因为方法论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假如乙回答甲是：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