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身价也无聊

打开报纸，央视名嘴年薪动辄10几万乃至数十万的报导，与另一则贫困学子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呼吁社会各界献爱心的新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其实，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脑满肠肥的权贵、富豪、名流们饕餮大餐之同时，普通百姓却生计艰难、饱受欺凌、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这是两个中国：在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已出现了一条几乎难以跨越的巨大鸿沟。尽管《新闻联播》每天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也遮掩不住社会断裂所带来的痛苦，也隐藏不住那些朱门的无耻和路上的不平。上流社会总是需要营造出一个莺歌燕舞的气氛，需要“名嘴”来传达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名嘴”身价自然会日益高涨。换言之，在自由、公正的阳光尚没有照临的土地上，“名嘴”身价与他们向专制臣服、帮闲、帮忙乃至帮凶是分不开的。

西方哲人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以为，专制使人变得无聊。因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专制垄断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全部资源，垄断了一切公共空间，不准人民独立思考，也不准人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只允许低级娱乐、物质消费之类。所有社会公器都被工具化、喉舌化，变成无聊的集散地。如果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看作是一枚硬币，一面是专制，另一面就是无聊。无聊正是专制的伴生物，因为，专制不容许乱说乱动，不容许一切超出规定尺度的思想、言论、创造，只允许不断地制造出花边新闻、马路消息、娱乐泡沫、明星行踪，只允许饮食男女大行其道、铺天盖地。这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做惯了顺民、或暂时做稳了顺民的男女的需要。“名嘴”生逢其时，除了歌功颂德、唱赞美诗，点缀这个无聊的时代，也就剩下“今天天气哈哈哈”、谈论饮食男女之类：还能有什么？即使是国际时事的评论，也不允许任何的独立见解。个性化、创造性、独立思想的缺席给“名嘴”留下的只是耍嘴皮子的空间。无论是义正词严、油腔滑调还是花里胡哨，或者狐媚入骨，都无非是些嘴上工夫，使尽伎俩目的也无非是要使无聊变得仿佛不那么无聊。

秦始皇钳制舆论，“偶语弃市”、“腹诽有罪”，其结果就是培育了一个惯于当看客的民族，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看客文化。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的传统。相反，做恭顺的乖宝宝、做冷漠的旁观羊，往往成为人们的优先选择。在这样的看客文化下，人们可以兴致勃勃地围观无情的杀戮、无视一切不公正的发生，灾难不断地重复，直到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在为生存忙碌的同时，他们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当然是不敢发出这样的声音，到后来是连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功能都消失了。看客的生命是寂寞而无聊的。“名嘴”本来也是看客，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其他看客的欲望，“名嘴”确实也要使出浑身解数：所有的努力为此，所有的成功也为此。有了看客们的喝彩，“名嘴”才会成为“名嘴”。“名嘴”的身价又何尝不是看客文化、无聊时代的产物。

退一万步说，与乌托邦时代相比，无聊时代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那时候欲无聊都不得，全国男女老少只允许看几个样板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呆板的忠字舞，不停地检讨，连看客也做不稳，那样的时代自然连“名嘴”滋生的土壤也没有。从乌托邦时代过渡到无聊时代，暂时做稳了看客的人们需要与“名嘴”一同打发无聊的夜晚。上流社会需要“名嘴”掩盖时代的苦难、创伤和不幸，用花花绿绿的无聊语言装点断裂的社会鸿沟。如今，“名嘴”身价渐高，声誉日下，套用龚自珍的一句诗，“嘴格渐卑庸福近”，“名嘴”身价的陡升背后，付出的却正是人格的代价。呜呼，其实又岂止是“名嘴”，那些每年被10万、数十万、百万津贴、经费圈养起来的名教授们，不也活得很滋润吗？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要想他们不替专制辩护、不挺身捍卫这个无聊的时代才怪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大抵如此，尽管也有个别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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