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无疑是大陆新闻记者队伍中的主流代表。他代表了那种既想与当局合作，也了解当局的苦心，同时又能坚持自己良知和操守的新闻从业群体。他对上层的批判，无疑是这种暧昧关系长期以来对心灵的压抑的最终爆发。
而且，如果大家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报曾经的辉煌，和它不太极端但与大潮流基本符合的倾向，以及一度成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阵地，等等一切，你就会理解卢跃刚们的愤怒，正代表了中国新闻界主流对现行新闻体制的积怨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程度。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中国新闻体制的变革早已呈现出一种良性势头。比如对于萨斯的报道，对于艾滋病的调查，对于民间维权的支持；甚至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允许过去的政治敏感人物发言，比如那个潘岳，新来就屡发理论文章，就连人民日报也于近日刊登了他的《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虽然这篇文章的全文早已由新浪网而流传已久，人民日报刊发时也进行了删节，但对于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来说，也的确是一缕清新难得的空气。据最近出版的《中国高层新智囊》一书介绍，潘岳居然与中国青年报有很深的缘源，曾在六四后担任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不仅一去就收拾了人心，还举办了一系列
青年思想研讨会，是风行一时，至今仍在大陆占据主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人物，使中国青年报在六四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得到了青年人的信任。──但这些迹象，按照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只是一部分极少的量变，离质变恐怕还很远。
笔者有幸接触到大陆民间出版力量的一些人。这些被称为书商的民间出版家，往来于各个出版社之间，他们对于大陆新近的出版部门企业化改革并不看好，他们认为，旧体制在新闻出版业是最顽固的，而且，根本原因是通向市场的最大关口，新华发行系统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出版社企业化就只能是泡影。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书商对于目前与出版社的合作还是颇能接受，一则这种灰色关系保证了他们既能利用现行的出版资源，又不必投入过多，二则新华书店市场能力的低弱反而给这些书商提供了相当大的市场空间，他们也乐得当局在新闻出版方面迟钝，他们可以趁机完成资本积累和占领市场份额。所以他们也乐得一方面大骂现行新闻出版体制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一方面也乐得享受这种体制给他们带来的机会。
而一个体制的变革，是围绕此一体制的所有力量，不光是新闻记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从目前来看，至少大陆民间的资本力量还没有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