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叙述的就是发生在西安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为维护集体利益被打伤
18年前，孟晓霞34岁，在西安胶鞋厂供应科当工人。
1986年9月21日，孟晓霞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此后，她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欢笑。
那晚她上夜班，职工唐岚忠来拉煤，她按规定要求唐过秤，唐没有理睬她。因为唐的父亲原是厂领导，时任领导又和唐交好，孟晓霞很为难。唐岚忠走后，孟晓霞心里一直不舒坦。9月23日清晨6时，唐再次来拉煤，又不肯过秤。孟晓霞坚持按章办事，唐威胁说，不过秤关你屁事，看老子今天收拾你。然后抓起一边的椅子就向我砸来……孟晓霞只记得自己摔倒在地，头和腰剧疼，恍惚中看见唐岚忠又操起了一把铁锹……
直到29日，昏迷不醒的孟晓霞被工友发现，厂里安排她到新城区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她已是滴水难进。治疗两三个月后，陪护的人走了，厂里又不管了。孟晓霞的身体一直难以恢复，走路都成问题。
孟晓霞和男友相处了10年，终于等到男友出国回来，原定于1987年元旦举行的婚礼，也只好推迟。她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推迟"竟没了尽头。
二、讨说法被关精神病院
病被耽搁了，打人者也一直没受到惩罚。孟晓霞咽不下这口气，开始了艰难的“追讨说法”之路。
她找厂领导和有关单位，迟迟没有结果。一年半以后，在孟晓霞反复追问下，厂里终于作了一个决定：给孟晓霞算病假，药费报销，扣除唐岚忠当月奖金。
这样的处理孟晓霞实在难以接受，就写了刑事起诉状想通过厂里向法院递交，厂里却找来法律服务站，“调解”孟晓霞和唐岚忠的“纠纷”，“唐把我打成重伤，怎么能说是纠纷？就这么逃脱法律制裁？1986年的事为什么1989年才算工伤？谁知道我的伤病的后果会咋样？”委屈的孟晓霞拖着病体四处上告。
1989年10月24日晚上，孟晓霞正在厂宿舍里写告状材料，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提醒她小心点，说厂里准备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孟晓霞当时想，自己又不是精神病人，她不怕。
第二天下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孟晓霞刚拉开门闩，“呼啦”一下冲进来10多个人，强行把她拉了出去，抬到一辆卡车上，被人摁住动弹不得，孟晓霞喝问干什么，对方说去给她看病。
一路颠簸，卡车停在了西安安康医院门前。事后孟晓霞回忆说：“我当时真傻，他们把我拉下车后拿话激我，我就跟他们大吵。我哪里知道，他们是故意让我失态，像个精神病人。问题是哪个正常人眼看着要被关进精神病院，能保持冷静呢？”孟晓霞被关进病房，手脚都被捆绑住了。
三、偷偷拔针头吐药片
厂里的人走后，孟晓霞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开始琢磨对策。大夫走后，她问同房病人医院会怎么对她，对方说要打吊针，还要吃药。孟晓霞这时感到恐惧了，吃错药打错针脑子真出了问题该咋办？她从角落里找到一个废弃的吊针管，仔细“研究”，终于找到了能“捣鬼”的办法。
第二天上午，护士给孟晓霞挂好吊针刚一离开，孟晓霞就把针头接头处拔开了，让药水滴在地上的脸盆里。医护人员一来，她就赶快插好。让她吃药，她就把药顶在上牙床上，正常说话吃饭，趁没人的时候再偷偷吐出来。
也有实在躲不过的时候，孟晓霞就使劲喝浓茶，希望茶能解掉药效。一天中午12点，孟晓霞突发奇想，想弄清她吃药后到底会咋样，就把一片药掰成两半，咽了半片。没多久，她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待清醒后一看表，已是晚上8点半。
就这样和医护人员"斗智斗勇"一个多月，孟晓霞又开始用绝食来对抗，医院因此组织大夫对她进行精神病鉴定，问了一些诸如"树上10只鸟，开枪打死1只，还有几只？""1斤棉花和1斤铁哪个重？"之类的问题。此后，孟晓霞满怀希望地等待鉴定结果，但一直没等到。
不得已，孟晓霞只好保证不再告状。入院近三个月后，她的父亲终于在1990年1月21日把她从安康医院接回了长安县（现改为长安区）老家。孟晓霞告状的决心更坚定了，她不相信自己受了这么大委屈，就没个说理的地方。
四、遭强暴自杀未遂
1990年6月5日，身体有所恢复的孟晓霞拄着拐杖来到西安市政府反映冤屈，传达室工作人员见她行动不便，联系了她的单位。孟晓霞被接回厂里，反锁在一间房内。在这里一直被关到第21天时，深夜里，孟晓霞正昏睡时，被憋醒了，发现有人正捂着她的嘴。“我拼命挣扎，抓住了对方一只手，那手又湿、又厚、又滑，我使劲抠，估计是被我抓破了，对方把我的头往床上猛摔，我被摔晕了。”
清醒过来后，孟晓霞发现自己的裤子被解开了。她悲愤欲绝，趁白天陪人来看她时跑了出去，身上仅有10多元钱，她叫了辆车，买了瓶“敌敌畏”，用剩余的钱大吃了一顿，后来到市长专线办公室，把材料递给一名工作人员，仰脖灌了毒药……
再次醒来是晚上了，孟晓霞弄清楚自己是在西安市政府对面的中医研究院里，被洗了胃，没死成。厂里派人来护理她。8月25日，孟晓霞出院。
出院没几天，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带着手铐找到孟晓霞住处，说要带她去派出所处理她的事。孟晓霞跟着去了，却没想到又被带到安康医院！
五、带身孕进京上访
二进安康医院不久，孟晓霞发现自己怀孕了！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自己受害的证据，孟晓霞害怕医院让她吃药打掉孩子，便瞒着医生，同时偷偷写了封信，托病人家属捎给了自己的父母。
孟晓霞的父亲带着女儿的材料找到厂里，厂里报案，派出所一民警到安康医院简单了解了情况，再无音讯。因为不肯引产，12月30日，孟晓霞被医院送回单位，一名青工同情她，给她买了张去北京的火车票，让她去北京鸣冤。
孟晓霞走了好多部门，后来化工部信访部门通知厂里把她接回了西安。孟晓霞听人说厂里要强行给她引产，便再次跑到北京，没几天又被接回西安。她就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一旅馆住下，继续上告。
1991年3月14日，孟晓霞回住处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情况非常严重，旅馆老板急忙把她送到医院，她不得不引产。孟晓霞要求给死去的孩子做血型鉴定，也没有结果。
5月30日深夜，孟晓霞又被送进安康医院。
六、锯断铁窗三度出逃
再次被关进囚笼一样的病房里，周围都是些精神病人，没有人可交流，孟晓霞快要崩溃了。她仍想出逃。她托人捎来一条只有几寸长的钢锯片，每逢下雨或者刮风的夜晚，她就悄悄起床，用钢锯片锯窗户上的钢筋，雨声、风声起了很好的掩护。因为钢筋上刷了黄漆，孟晓霞怕露出破绽，就把肥皂泡软敷在已经锯出的裂口处，不细心外人看不出来。
一根钢筋终于锯断了，7月25日深夜，孟晓霞逃了出来，摸黑走了一夜，来到西安市政府。两天后，她又一次被厂里派来的人强行送回安康医院。
医院有了防备，想再出逃不那么容易了，这一呆就是整整三年！1996年7月，她再次用同样的方法成功出逃，直接坐火车到了北京。
在北京呆了一年多，孟晓霞靠乞讨为生，身体越来越差，她害怕自己活不长，见不到亲人，就又偷偷回了西安。
听说厂里还在找自己，孟晓霞不敢住在家里，她四处躲藏。街道拐角、饭馆火炉旁、医院的长板凳上……到处都是孟晓霞的安身之处，到处又都不是她能安身的地方。
1998年2月24日，孟晓霞又被厂里抓住，第五次被送进那个吞噬她自由的地方。6月7日，她被医院送了出来，听说是因为厂里欠了医院的钱。8月3日，她第六次被送了进去。
最后一次出逃是在2000年9月15日下午，那天她在"放风"时间装作去洗澡避开别人的注意，瞅准机会溜出了大门，很快就近藏到玉米地里。
孟晓霞大气也不敢出，医院找她的动静她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乱了一阵后，人们兵分几路找她去了。
直到天黑透了，孟晓霞一直顺着玉米地往西去。"我远远看见电视塔的灯光，知道朝那里走没错。"
长达十年的精神病院生活足以摧毁一个正常人的机体、尊严和勇气，但孟晓霞扛过来了。
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给了法律。然而，历经两年的诉讼，她状告安康医院等单位的诉讼请求却因"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被驳回。一切从零复归于零，孟晓霞在绝望中再次寻找希望。
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寻求公正的路途为何这么艰难？有人说，也许不是孟晓霞有病，而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沉疴。
七、艰难的诉讼之路
从2000年5月最后一次逃出精神病院开始，孟晓霞走上了艰难的诉讼之路。最初，她去辖区的新城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辗转多次，终于在莲湖区法院立了案，莲湖区法院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将案子转到了新城区法院，她这才有了打官司"讨说法"的机会。被这个弱女子推上法庭的有安康医院、新城区公安分局，顺达胶鞋厂和厂里的上级主管单位西安化工局则被法院列为第三人。她要求法院确认安康医院和新城分局的强制治疗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强制治疗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赔礼道歉。
2000年12月14日，终于等到了开庭的日子。这天，她换上了自己仅有的新衣，在法院门前，她激动地让记者为她拍照留念。法庭上，她的父母忍不住放声大哭，但这个坚强的女人没有流泪，她甚至微笑着去安慰年迈的父母。对她来说，十多年青春韶华的流逝，十多年肉体和心灵的摧残，不是眼泪能表达的。她饱含希望，期待着法律给她一个说法。
开庭10分钟，被告方新城公安分局突然提出孟晓霞患有癔症，怀疑孟晓霞无民事行为能力，不能作为原告，并要求对孟晓霞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法庭询问孟晓霞后，孟晓霞表示同意鉴定。法庭随即休庭，并通知孟晓霞交纳3000元鉴定费。居无定所，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孟晓霞到哪里去找这笔巨额鉴定费？好在经过媒体的呼吁，有好心人帮她凑齐了鉴定费。
4个月后，新城区法院判决认为，孟晓霞被送安康医院是西安胶鞋厂的民事委托行为，不是公安机关的强制治疗行为。这一认定否认了孟晓霞10年中6次被送安康医院与公安机关有关，并以“此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孟晓霞的起诉。这样，两年的诉讼对孟晓霞来说，一切又复归于零。
孟晓霞不服，提出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2003年初，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孟晓霞一案举行了听证会。8个月后，法院下发裁定，驳回孟晓霞的再审申请。
八、新城分局的同样罪行
2000年3月，新城公安分局中山门派出所也以“精神不正常”为由，把一个对原单位分房有意见的的老教师王恒雷强行送到安康医院进行所谓“治疗”。
王恒雷被送进安康医院，其家人都不知道。在寻找数天后，亲属才得知王恒雷的下落。为了将丈夫接回家，王妻闫西滢代丈夫向新城区法院递交诉状，状告安康医院、派出所和新城区教育局，要求撤销非法的强制治疗行为。就在二审开庭前一天，王恒雷因脑溢血发作猝死在安康医院。
“将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无疑是严重的伤害行为。因为它不单单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更是对公民精神的摧残。而这种打击有时是毁灭性的，毁灭的是人的名誉、尊严和生的希望。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必须有严格的主体限定、程式和标准。即使真有精神疾病，收容治疗也要得到其家属的同意。这也是法治的要义之一。”法学专家这样认为。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能够防止此类将健康人变成病人的事情发生的；否则，它本身就有需要疗救之处。”谈到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问题，有评论家曾这样说。
九、新城分局罪行档案
在西安，人们一提到新城公安分局就会不寒而栗，都知道那是个杀人、害人的魔窟。刚退休的新城公安分局老局长魏文军和新任局长焦安群就是两个大贪污犯。他们两除了向原告和被告收钱，什么案子也不破。在西安，新城分局堆积的冤假错案材料象一座小山。各种盗窃案、杀人案等案很少破，即使抓住了犯人，只要交钱给局长，就可以以所谓的“证据不足”立马放人。让受害者到处告状也没有用。因为局长焦安群就是原陕西省高院院长焦朗亭的哥哥。他们可以一手遮天。2001年6月19日发生在咱们西安那起盗窃204万的“6.19特大盗窃”案,两个罪犯都抓住了，新城分局在省高院某副院长的指令下，把罪犯给放了。听说这位副院长的小舅子就是其中罪犯之一。
震惊海内外的西安刘亮彩票“宝马”案以大批贪官的落马而结束。刘亮摸彩票发生舞弊的地方就在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的管辖范围内。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本身就是彩票舞弊事件的受益者。每年，在新城分局的管辖下都要发行各种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发行商都与新城分局互相勾结，给新城分局原来的老局长魏文军和现在的新局长焦安群送大笔保护费，就可以搞欺诈百姓的彩票了。
然而，这次发生在西安新城分局管辖内的彩票“宝马”案，新城分局内部那些贪污腐败、长期与彩票贩子勾结、既吃原告又吃被告的头头们一个也没抓。因为新城分局头头有的是钱，可以送上级领导。新城分局的发明的创收手段是向报案人索要办案费。任何案件，当事人不交办案费，就不给你办。有些案子办成后，还向当事人索要“奖励费”，否则就半途给你停了，不给你办。
新城分局刑侦队长刘西平则是发明了新的创收方法：把自己抓到的文物盗窃犯作为创收手段，每个犯人只需要向他交2000到5000元，就没事了，就可以放人。刘西平也就成了我们西安文物贩子的保护神，也因此发了大财。新城分局刑警王斌则是向案件当事人索要办案费的“杰出典范”，每个案子，少则2万、3万，多则5万、10万，全部用来吃喝玩乐，案子破不破得了，他们根本不管。
为此，西安人民送给新城分局一个外号：“贪污贿赂吃喝玩乐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