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一个首都呢？就象当年明成祖朱棣，在偏僻荒凉的幽燕之地，在蒙元大都的废墟遗址上大兴土木地造就一个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在下以为，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虽可一劳而久逸，但其代价和风险却非常巨大：
其一，另起炉灶建新的首都，难免会大范围地破坏生态环境。因为要建大城市势必要大量地砍树，铲除草皮植被填埋天然沟壑溏泊，还要修建连接城市的管，线，路网络，直达城市以外数十公里以上，城市之外还需修建大量的配套设施卫星城，区，这样的大兴土木，必然破坏这一地区的食物链生物种群，甚至影响局部的气候，是往中国当前脆弱的生态环境伤口上洒硫酸。
再则，另起炉灶，非常地劳民伤财，使新政权陷于危险境地。新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没有几百亿以上的美元是上不了马的。彼时若真的另起炉灶，其将比贼民同志一手扶上马的“国家大剧院”远为奢侈。时值国家剧变，共党垮台，民怨愤泻，人心惶惶，百废待兴，此前由于共党各级官僚垂死地疯狂掠夺，各级财政徒具空壳，而化解各种严重矛盾，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国家体系都急需用钱。“好钢应用到刀刃上“，此危机时刻，如不把极为有限的财力用于救危解亡，先化解主要矛盾，而勉励强建新都，势必激起新的官民矛盾，并将中国老百姓对前中共的仇恨转向新政权，而为中共顽固复辟分子乘机利用操纵，实乃惹火烧身愚蠢之举也！这如同秦始皇统一后，因恐惧“亡秦者胡”的箴言，大修长城的做法，结果落得个“万里长城筑怨”，二世而亡的下场。
综之，另建新都，破坏生态，耗工费时，劳民伤财，激化矛盾，危害国本，即使另建首都之地风水再好，也决不宜在中共解体，再造共和之际即上马实施。
但是，彼时时共党土崩瓦解，全国风起云飞，必须立即有个首都，以迅速成立临时联邦政府，彻底肃清中共复辟势力，分派各项工作，颁布各种命令，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尽快结束各地的无政府状态，减轻人民痛苦。
首都在哪里？
政治家必须始终立足于现实。中国现实的大城市武汉，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城市。
武汉地处荆楚平原，身居华中腹地，周围千里沃野，又是大江大河贯穿，湖溏密布的湿润区，其中心区域湖北，有"千湖之省"之称，荆楚大地，更有鱼米之乡美誉。约一百平方公里的荆楚平原，属于温性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无风沙之害，更无缺水之忧，冬冷夏热，雨热同期，十分有利于农林牧副渔业。
武汉的自然和人文的有利条件，使之成为一个现成的，很有潜力的长江腹地的工商业经贸中心。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与东西南北方向的交通都极为便利，更兼水路交通之便利，五千吨轮船，可由海上沿长江直溯武汉，由水深河宽的汉江，湘江上溯，望北可抵襄樊豫南，向南可达湖南主要城市。因之，武汉三镇，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不虚之名。荆楚平原及其临近地区，矿产丰富：襄樊的铁矿，河南，江西，湖南的煤矿，华南，西南各省的有色金属，皆丰富而供应便利，加之农业发达，粮棉豆等轻工业原料供应丰富，使得荆楚平原，天生是一块轻重工业发展的宝地。在满清洋务运动中，开中国钢铁工业之先的汉阳铁厂于1890年创建于武汉，决不是偶然的。
武汉地处长江流域经济带的中心位置。自南宋以降，直至今天，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环境上，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的国本命脉之所在（当年日本之未能亡华，直接的军事原因是在国民政府的顽强抵抗下，日本始终不能完全征服长江流域）。武汉座落在长江中游，虽不具“长三角”沪宁苏杭等地的经济龙头外贸窗口之利，却代表着长江经济腹地之中坚力量，其联系长江上下游水陆两路以及南北交通大枢纽大作用，是宁沪苏杭等地远不能及的。武汉就象长江这条青龙腰眼上之一中枢命穴，有调济首尾的作用。武汉所在的荆楚平原，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与周边发达的经济区域有机结合：南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发达的珠三角及港澳，物产丰富的珠江流域；北接相对富庶的豫南陕南；东衔长三角经济龙头；西牵“天府之国”四川盆地。这些周边地区无一不是湿润肥沃温柔之地，若无中共人祸，岂有不富庶发达之理？武汉及其所处的荆楚平原及其周边经济区，浑然天成，是一个协调的有机体，这与中共国伪都北京及其华北平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空壳化强盗式虚假繁荣的北京，与周边苦苦呻吟的盐碱沙化苦寒之华北平原严重对立，犹如一座海市辰楼，似乎打上了注定要彻底崩塌毁灭的标志。比之宁沪苏杭“长三角”，武汉地区虽然发达富裕程度次之，兼无外埠之优势，但有居中连接中国广大内地的优势，地理位置不偏不倚，兼顾全局，全然不似长三角：偏居华东一隅，脱离广大中国内地，有一种与生具来的吴侬精英贵族化倾向，易招致广大平民嫉恨（当年依托宁沪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中了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招吗？中国无贵族传统，精英治国是不可行的）。
可见，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武汉是最具有领袖条件的城市,实乃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浑然天成，天生富于富庶兴旺发达资质之乡。
从军事战略来看，武汉既是一个险固之所，又是一个迂回空间广大的地方。武汉距最近的海岸线直线距离近一千公里，以海空力量见长的外来入侵势力难以对其实施大规模立体化突袭，这是武汉长于北京和华东城市的战略优点；武汉据北方边关防线国界直线距离更在两千公里以上，更本不惧怕来自北方的以陆军见长的入侵势力发动装甲部队突袭，这是武汉长于北京等环渤海城市的战略优点。即便是在极为优势之敌的疯狂进攻下，中国北方边防崩溃，东南部海岸线失守，以武汉为首都的中国政府，也可以因其远离前沿战线的华中腹地的有利位置，有较充足的时间调集全国军民，物质，节节抵抗，即使在更危机时，也可以就近方便地将联邦政府及生力军力物质转入川，云，贵，大西南崎岖险峻的以山地为主的地形，使得入侵势力的高科技武器很难发挥作用，十分有利于进行更顽强的抵抗，使敌陷入当年侵华日军陷入过的持久战泥沼中难以自拔。武汉具备的军事战略优势，使之进可以系国本，退可以保国脉。
从历史上看，武汉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古城镇源起于上古夏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它成为楚国首都江陵附近的重镇，三国时期，这里一度成为东吴的政治中心，直到孙权在彝陵之战中击败刘备，其“武昌”一名也开始见于正史，其后，宋，元，明清时期，武昌一直是全国的重镇，到清末时，由于汉阳，汉口成形，与武昌一起，三镇共同组成了武汉市。在历史长河当中，武汉形成了胜象宝塔、洪山宝塔、归元寺、黄鹤楼、东湖等历史名胜，虽然其数目不能与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的相比，但其悠远，淡雅，古朴，纯正，没有专制色彩，这是那些著名古都的文物古迹相形见拙的。
在历史上，武汉是一个幸运的城市，一则它从没有成为大一统专制王朝的政治中心，少了许多专制的痛苦和遗毒，二则它从未遭异族征服邪恶暴乱势力的惨酷破坏。“五胡乱华”，金人南侵，都没有祸及武昌，在征服战争中惯以灭绝性屠杀为能事的蒙古大军，在征服四川后，由于忽必烈改变政策，武昌等地逃脱了遭屠杀的命运。在明末的战乱当中，杀人狂张献忠曾占武昌，但未及多加破坏，便窜入四川，其后，逃难至此的李自成在清军到来之前主动放弃武昌，使得更嗜杀的满族征服者找不到屠城借口，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太平军曾一度攻占武昌，由于攻城顺利，入城后未加破坏。武昌起义后，由于清军士气低落，袁世凯又不愿卖力镇压起义者，武汉也没遭到大破坏，北伐战争时，由于国民政府政府军人道负责，武汉人民未遭损害，四十年代末在中共叛国夺权血腥内战中，由于白崇禧守军主动放弃武汉，使之又躲过中共匪军戕害。
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全国重镇，区域中心城市有武汉这样幸运的？
由于历史悠久，又处于自南宋以降的中国经济文化繁荣区域，并且较少受到战祸毁坏，武汉的历史文化积蕴非常深厚；又由于处于异族征服政权控制中心区域之外，其文化积蕴较少地受到异化，因此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较好地保存了华夏古风（当然武汉的传统地域文化也没能免遭遭到中共的野蛮破坏）。
传说中开创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神农氏，传说就出自湖北，神农氏就是炎帝，与黄帝同为我们炎黄子孙的始祖，至今其境内的神农架，名列世界文化遗产。 武汉及其所在的湖北地区又是先秦灿烂的华夏文化之一大类－楚文化的发祥地，出土有著名的曾侯乙编钟；这里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浪漫诗人，楚国人屈原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湖北秭归县城东北30公里的屈坪，现存有屈原祠。 其又是深刻影响了两千年华夏文明的传统三大意识形态（儒佛道）之一道家的发源地，道家的祖师爷－老子，也从这里生长而成，其均县境内的武当山，是道家的宗山，也是武当派武术的发源地。三国时这里成为东吴文化的繁荣区域，留下了文风塔、元佑宫、阳春台和白雪楼等
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文物古迹（相形之下，北京宫殿园林不过六百年历史，更久远的燕，金，元古迹几乎荡然无存）。
就其天文地理之气象形来说 ，武汉明显是一个具有王者大气之所在。武汉之地，“江阔楚天舒”，地势开阔，水势浩大，这是雄伟和刚柔相济的表象，以示其可成大器。武汉地处华中，又居长江中游，中者之中，不偏不倚，可谓中正也，而“中正”者，“九五”尊者之份也。可见武汉之贵气象。从上帝的视角俯阚，武汉刚好处于北纬三十度，北纬三十度这是一个玄妙莫测，人类文明和神秘现象最集中的纬度，有“神秘的北纬三十度”之称：古往今来人类的高度文明及其源头，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华巴楚吴越古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以及现在最先进，代表人类未来的美国文明（自弗吉尼亚英殖民地起步），莫不是位于北纬三十度及其附近！而同时，有据可查的是，北纬三十度区域又是UFO等地球神秘现象活动发生最频繁的区域，最著名的百幕大“魔鬼三角洲”，恰好位于北纬三十度！对北纬三十度这些显著的灵光异象，科学界至今不能解释，莫衷一是，凸现了人定不能胜天，上帝创造，奇妙无穷！这些天象说明，武汉是一块神妙莫测的宝地.
地灵则人杰，武汉及其所在的湖北地区，古往今来是一个各种人才辈出纷层的地区，其人才济济，异乎寻常。湖北人的聪明才智之突出，形成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俚语，晓谕全国。这里是传说中的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之一，远古神农氏的故乡；两千多年来，生长于其地有:人类四大发明之一，活字排版的发明者宋朝人毕升，世界上最详尽的中草药全书创作者，医学家李时珍,大政治家张居正，名将伍子胥，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发明家诸葛亮，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明代大思想家皮日休，茶道的祖师爷，茶圣陆羽，北宋大书法家米蒂......武汉荆楚之地的人才不仅出类拔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不拘一格，特别具有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特别富有胆略气，这是非常不同于沪宁苏杭吴越地人才的气质特征，也异于中国其他地方。荆楚之民风，精明细致也许不及吴越，却更具大智之气，其狠辣果敢之闯劲是以拘谨阴柔圆滑中庸调和为能事的吴越人远不能及的。
武汉荆楚地和沪宁苏杭同属古代楚国之地，为什么现在两地的气质这样不同呢？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政权转换的关头，沪宁苏杭常常成为抵抗得势政治势力激烈的地方，因而在新王朝稳固之后这里必然成了新王朝愚民弱民的重点地区，而武汉荆楚之地的情况与之相反，所以，到今天，沪宁苏杭地区的民风阴柔，而武汉荆楚地则较多地保留了泼辣阳刚的古楚风。
武汉荆楚地的这种民风，若处于乱世，则既会迸现熊秉坤这样的起身于田垄，振臂一呼，倾覆专制的辛亥英雄，也会生化出杰出的黑道枭雄人才，湖北武当山，历来是侠客匪道人才济济的地方，其境内的黄岗，红安等县竟衍生了李先念，董必武等两百多位中共匪酋和匪军“将军”，黄岗人林彪是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人物，红安因是而被中共称为“将军县”。若处于邪恶稳定当道的世道中，这种民风又会产生大量的政治流氓，奸商刁民骗子盗贼，“解放”后，湖北的奸商贪官骗子“人才”也是全国闻名的。
如今中共国邪恶大厦摇摇欲坠，世道又近乱世，湖北荆楚之地果然又冒出个不择手段反共的彭明，彭明一再声称，为了搞垮中共，不惜投毒断电祸国害民，满脑子的黑道枭雄阴谋，要以中共邪恶之道还治中共之身，弄得江泽民等人心惊肉跳。其实彭明的黑道枭雄本领，完全是中共以身做贼一手栽培的结果。现在，湖北人才特有的创造力和闯劲，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中共逼迫扭曲成黑道枭雄之才。中共若再拒绝政改，继续奉行镇压路线，将会把另一个尚未放弃和平理性的湖北杰出人才，高光俊先生，逼迫成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中共国将重蹈秦朝“兴于暴力，亡于暴力”的下场，并将中国人民拖入一场新的灾难，届时，赵高，李斯，秦二世的下场，就是江泽民，曾庆红等人的下场！
若中共死不悔改，要挟全民族为之陪葬，在中华民族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选择以枭雄黑道手法推翻中共再说！此时，湖北济济的黑道枭雄民风岂不是刺穿中共的利器？使其应了“兴于楚人（湖南人毛泽东），亡于楚人（未知）”的箴语。
而一旦红旗落地，武汉荆楚人气中的开拓创新实干精神和胆略气，其一旦找到正当出路，又何尝不是新五权民主宪政中国的最佳助佑和捍卫？
中共覆亡后，重建新五权民主宪政国家，联邦政府将面临艰巨的开拓创新工作，建都武汉，于人气上是最佳选择。
“武汉”一名，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名称（迄今为止，在中国地名中在下还没有发现有更好者）。
名称,虽为形式上的东西，但由符号或文字构成的名称，其自身很少是没有意义的，名称，因其字面的或符号的意义，在称呼的过程中，久而久之，会对人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以之可见一斑：名称为什么会成为易理命数中的重要因素。
“武汉”一名，是一个强烈表达中华民族复兴的好名称。“武”为阳刚之词，有“英武”，“尚武”，“武装起来“之意，总之，有增添“武”的东西之意；“汉”者，有“汉人”，“汉族”之意，更可以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事实上是一个以汉族和汉文明汉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更本不是中共佯为“民族团结”，实为一己之私，故意贬压汉族整体人格，虚情假意搅出来的所谓“五十六个民族”的概念混水）。
恢复尚武精神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十分重要！
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落后尴尬的境地，主要原因既不是中共的马列邪教律法师生搬硬套的公式：中国地主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侵略，剥削的结果，也不是御用学者和一些偏激，糊涂的人栽赃或误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造成的结果（进而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明，《河觞》是其代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落后，并且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诱拐到共产邪路上的悲惨命运，主要原因是华夏国武力不振，中华文明的自主发展一再被外族的野蛮入侵所阻断（先后亡国于蒙古，满洲，日本的入侵造成了中共上台）从而造成了文明的倒退，停滞和异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东亚儒家文明，但有海洋天堑为屏障，从没被异族征服过的日本，就能抓住历史契机，顺利地进入了近代文明。
没有强大的海军，英国不可能在全世界率先打开通往近代文明的大门，早就被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征服，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文明，人类的自由民主进程将大大延迟。
曾经无比辉煌的古希腊城邦民主文明，因为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保障，被北方马其顿专制野蛮势力所征服，灰飞烟灭。
可见，强有力的武力保障，是文明兴旺发达的必备条件。
历史上，由于重文轻武的儒学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特别是其中的精神鸦片自宫利器－“程朱理学”的毒害，加上异族征服者的摧残，到了明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消蚀殆尽。吸取历史教训，恢复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以自卫，是中华文明行驶在复兴之路上车轮和载体。
中华民族苦于阴盛阳衰久矣，迫切需要恢复尚武精神，重振雄风 ！“武汉”之名，正当其时地迎合了汉民族重振雄风的需要。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无一不含有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重振雄风之意。“武昌”者，武运昌盛之意，武昌之所居于汉民族居住地腹地，其意当然指我华夏武运昌盛。1911年武昌一役，竟使得历经孙中山九次起义不能撼动的满清大厦轰然倒塌，从名字来看，岂非天意乎？汉民族为人类奉献四大发明，决非不能文明之愚辈也，其苦在于武衰，武振则强矣。当年监斩戊戍六君子的顽固派满洲奸贼刚毅之语“汉人强，满人亡”竟成箴语。“汉阳”者，汉族阳刚也，其乃佑我民族阳刚之意。
儒家崇尚的温文尔雅，谦逊敦厚的准则，使中国人在面对强，恶势力时，不习惯于当面表达不同意见，更不习惯于挺身而出，而喜欢采用幕后动作。即使在政界，阳刚者也非常少。当年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大批心怀异议的共党匪酋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六四”前，身为中共国最高领导，名正言顺的赵紫阳，在数十万学生市民和部分高级军队将领的支持同情下，居然不敢向名不正言不顺，虽然手握重兵，但军心动摇的邓小平叫板，反而束手就擒。这些，都是毫无阳刚之气的懦夫表现。
反观其他国家，战功赫赫，威望如雷，被视为法兰西英雄的拿破仑，1799年在发动“雾月政变”时，竟一度受挫：议会大厅里的议员们怒不可遏，卷起袖子一拥而上，要痛揍这个“叛国的新独裁暴君”，幸亏卫兵及时解救，拿破仑慌忙逃走。1991年“819”事件中，比“六四”时赵紫阳处境更不利的叶利钦，勇敢地站到抗议群众一边，领导人民反对顽固派，面对同样前来镇压的坦克装甲车，特种部队，他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感染得同样在犹豫的苏军调转枪口，彻底粉碎了顽固派奸贼的诡计！两形相比，人家的表现多么象个男人！法兰西，俄罗斯民族的阳刚之气，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民族的阳刚之气，常常可以成为抗衡专制独裁的精神利器。“汉阳”一名，实为吉祥之名，当前，中华民族太需要阳刚之气了。
“汉口”，意为华夏之口。华夏之口，地处浩大长江中游，有吞吐调剂长江之意形，气势磅礴；又居于华中腹地，交通枢纽，“九省通衢”，有吞吐八方，海纳百川之象，更蕴藏有兼容并包，博采各国所长的深意。“汉口”一名，结合其所在地所表现的博大开明的意境，实为中华民族未来中兴之隐象！
此外，“武汉”一名及其来由，没有沾附任何不详之寓意 。象中共伪都“北京”一名，有“背京”的谐音，真是不折不扣一个“背运之京”！只不过“背”的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南京”则等同于“难经”之音，“难以统治”之意，其短祚亡国之意显矣！南京还有“江宁”（僵宁）的不详前名，其“金陵”－的旧称，更是维妙维肖地照出了蒋介石民国大陆政权的命运遗像：金色的坟墓。
综上所述，）“武汉”这一城市名，是天人造化赠与中华民族的好名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从历史传统上看，武汉是天佑的革命福地，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了九次起义，策划不可谓不精心，准备不可谓不充足，却总是不能成尺寸之功，起义者反倒人头纷纷落地。正当满清刽子手杀得兴高采烈之际，武昌一役，却有如神助般地在全国引发解体效应，误国害民两百多年之久的大清国庞然大物竟顷刻倒塌！
武汉是中国真正的，最伟大的革命圣地（“革命圣地”井冈山，瑞金，延安实际上是中共邪教黑帮组织祸国害民作乱的遗址罪证而已）。武昌起义，埋葬了中国所有王朝中最专制，最邪恶，残害中华民族最深重，最长久的满清异族征服政权，砸碎了套在中华主体民族汉族项上沉重的劣等国民奴才枷锁，对于亡国的民族来说，要民族复兴，必需先民族自立，要民族自立，必需重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驱逐了凶残阻碍中国进步的血腥的满洲统治集团，使华夏国的重建和现代化成为可能。随着满清的垮台，猪尾巴，小脚，等级跪拜礼，制度化性（太监制度）残害，强制性专制吃人礼教等奴隶标记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劣规陋习几乎被革除殆尽，由于踹开了满洲贵族顽固派奸贼的阴毒阻挠，近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才得以在摸索中建立起来。尽管辛亥革命有很多缺点（如对满洲奸贼，顽固派复辟势力无原则地宽大），但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次政权转换有如此实质性的，巨大的进步？
并且，辛亥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王朝制度化的帝制（显性帝制），袁世凯，张埙复辟显性帝制，结果一死一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