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又一次细读了《纪念刘和珍君》与《为了忘却的纪念》，在一阵阵热流的涌动中，我险些丧失了批评鲁迅的勇气。虽然先生在著作里多次谆谆教诲我们，对敌人（包括文坛论敌），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轮到血案果真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刽子手不仅开枪杀人，而且还对被杀者报以狞笑和诬陷时，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又能怎样呢？用血肉之躯去堵炮火？或当众自戕以示抗议？不，文人的过激毕竟有限，一代文豪鲁迅所能利用的，也只可能是一支毛笔。太软的笔锋，先生在黯夜里，蘸着墨，一个字一个字地朝下凿，泪水坠落到纸上，－－“长歌当哭，是当在痛定之后的。”在这里，大家习以为常的战斗者鲁迅渐渐被泪水模糊掉，于是普通的女学生刘和珍在长者的泪里得以永恒，事隔几十年，我们还能伸出心灵之手，去触及她的呼吸和体温，她温和的性子，以及始终的微笑。在上个世纪中国，这种强权者以国家利益或民族大义为由，甚至以社会安定百姓幸福为由，大开杀戒，剥夺普通而美丽的生命的案件，起码发生过成百上千次。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鲁迅写道：“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以上文字写于1933年2月，其时，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五位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作家已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军警以“赤化”罪枪杀了两年。鲁迅因为与他们的交往，怕受累入狱，只好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中仓促逃亡（四一二反共大屠杀之际，同为文豪的郭沫若愤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也立即出逃），这虽然有悖红色教科书上民族英雄的形象，但却是有血有肉的真实记录：“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火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这些字。”
这是文人安抚自己良心的一种方式，他还了旧债，并通过剖白自我把怯弱和恐惧从血管内一滴滴挤出来。我们觉不出伟大，只觉出了作为人的悲哀、无助和孤独。我为鲁迅，也为我自己流泪，死者远矣，只有我们还留在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血腥世界。我想，假如时光倒流，上帝把我与鲁迅安排在同一场景，我是否会比他勇敢一些？逃亡两年之后，才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为亡友写出一篇悼念小文，这是不是太胆怯？……我不忍心再追问下去，因为脾气刚烈的鲁迅毕竟是老人，过分的忧患早在他体内种下了病根。
面对没有尽头的追捕、囚禁和屠杀，中国又有几个勇者？逃吧，鲁迅！子弹不长眼睛，子弹可不认识专家、教授、文化名流，我早生几十年，也会与你一样，丢下死者逃亡，并逐渐加深内心的自责与孤独。你的痛苦源于你有过于发达的记忆力，而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却过于健忘，在经历过逃亡之后，他们更有理由珍惜生命，更有理由过读书人的纯粹日子，并更有理由抓牢当权者允许追求的现实的幸福，舞文弄墨。“远离政治血腥，”他们说，“这是死者留下的教训。”
徒劳地拷问自我，引不起回应的道义和良知，这不是文学的真谛么？虚无或死寂，这不是文学的真谛么？鲁迅在经历过一次次“忍看朋辈成新鬼”后，以他少量的作品（包括《野草》、《呐喊》、《彷徨》里的部分篇章），努力企及、叩问文学的真谛。但是，受唯物论薰陶的不信邪的大众忽略这份不起眼的遗产，除了作秀，谁会真相信文豪是弱者？
人人都怕迫害，但自己的社会角色又鄙视胆小鬼和叛徒，于是作为见证人性弱点的鲁迅被理所当然地抹掉，转换成投枪、匕首等原始的攻防凶器，捏在这个为国家主义所控制的盲目自相残杀的戏剧化的民族手中。
二
文革武斗时期我才十来岁，住在成都一条为城建狂热所湮灭的古老街道。我至今记得街坊上一位少女的死亡。她与刘和珍一样，本来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我和她弟弟在石板街沿上玩玻璃弹子，她撞见了，居然也加入。她已经读初二了，在一群脏兮兮的毛头小孩中，那整洁的白衬衣显得格外耀眼。后来，那耀眼的白衬衣外面，罩上了红卫兵的草绿色军装，这革命化的外套过于肥大，下摆遮至膝盖，于是她把腰带一箍，人顿时就挺拔起来，在毛孩子们的眼里有了几分神秘。当时，急风骤雨般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过去，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成了死老虎，而保皇组织产业军也土崩瓦解。斗志昂扬的造反派在取得全面胜利后，内部马上分裂，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将昔日的战友视为仇敌。由于交战双方背后均有支左部队，战斗很快由钢钎、棍棒升级为真枪真炮，我还在成都军区后门看见过装甲车。硝烟弥漫中，我住的街道常发生巷战，有一次，爆竹般的枪声持续到半夜，居然还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在这种非常时候，孩子们都丢了玻璃弹子，改玩子弹壳。我记忆中的少女曾经抓给我一大把－－那是最后一次，她腰间别着手枪，领着一队红卫兵小将，上大卡车去前线了。我们追着看热闹，她跳下车，短发飘飘地冲我们微笑，喊“弟弟们回家”。接着，就从衣兜里掏糖果一般抓给我们一个一把弹壳。
再接着，就是她充满弹洞的尸体被抬回来，上面覆盖着红卫兵的战旗。灵堂设在我们大院的门前，花圈、挽联、红旗、白絮以此为核心，向四周扩展，终于铺天盖地，笼罩了整条街。挽联的内容千篇一律，大部分为领袖诗词，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等，小部分是鲁迅箴言，如“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还有“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
我们这些淘气孩子在吊唁人流中钻来钻去，犹如过节。我八岁就背过“老三篇”，认字多，就挨个骄傲地大声念挽联。过了两三年，我在中学课本上，又学了许多鲁迅著作，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和我记忆中的白衬衣少女联系着的刘和珍。不过，这个“刘和珍”再美丽耀眼，也注定速朽，因为她生错了年代，没能在鲁迅先生的关注下迎向军阀的屠刀。她是被另一派“毛主席的红卫兵”射杀的，据说胸脯成为蜂窝之际，她还挥拳喊过“万岁”的口号，不谓不英勇。可惜文革武斗中的冤魂是平不了反的，时过境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吗？
三
谁是坏蛋？谁是好人？这个问题曾经是我们这代孩子成长中的首要问题，无论看电影、连环画、小说，还是现实生活，我们都会不假思索地发问。所以，阶级立场鲜明的鲁迅一直是我的偶像，甚至在文革被彻底否定，怀疑与反思历史在８０年代成为文化界不可逆转的思潮时，鲁迅在我这儿的精神地位依旧不可动摇。我推崇他的语言方式，斩钉截铁，直取要害，并且正气凛然，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驳著名作家林语堂的檄文，其中论述了打落水狗的若干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历次政治运动都流行的“稳、准、狠”三字诀。鲁迅一再强调落水狗的反扑本能，哪怕是为“中外的娘儿们”所宠爱的家养叭儿狗，也要除之而后快，因为“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崇尚英美自由主义的胡适、梁实秋等人显然不是打狗老将鲁迅的对手，胡适性子温和，不太接招；而鼓噪上阵的梁实秋居然说出“我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这样的蠢话，一下就被逮住了话把，鲁迅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
在今天看来，说这种话是缺乏法律常识的，把论敌比作狗，本来就超出了正常辩理的范畴，属于人身攻击了；而在没有任何依据的前提下，凭空将人诬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更为骂街式的发泄，与市井刁民骂“有钱人家的婊子”属同一路数。当然，红了眼的文人之间的叫阵，都无好话，梁实秋说：“我只知道不断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的这种现身说法，相当于当今的自由撰稿人，劳动，赚钱，只要能发表的东西，都可以写，首要是生存，至于社会责任感，是后一步考虑的。但是，惯于征讨的鲁迅所擅长的，正是把文人间有时近乎无聊的口舌之争在瞬间升级为两个阶级间的生死对垒，在《文学与出汗》中他写道：“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学，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
出的汗也有阶级性，极端走到生理反应上了，恐怕发明阶级论的马克思先生也会瞠目结舌的。况且，蠢笨如牛的工人凭什么不能追求弱不经风的小姐？贾府的焦大，凭什么不能爱上林妹妹？这些常识，在许多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里，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例如高尔基在《人间三部曲》里，多次爱上阁楼里的娇小姐；连钢铁战士保尔，也有与林务官女儿冬尼娅的令人伤感的初恋。即使鲁迅本人，喜欢的也不是整日在田野劳作的大脚农妇，而是接受过自由思想启蒙的洋学生许广平。希特勒倒是娶了工人阶级出身的爱娃，其疯狂的爱情结局为世人所不耻。
在文革中，“香臭汗阶级论”风靡一时，女孩们人人争做李铁梅式的革命接班人，化妆别提了，就连搽点防止皮肤皲裂的雪花膏，也被视作小资产阶级臭美。我手里至今还保留着一篇文革中期的报告文学，写的是下乡的城里女孩与贫下中农女孩共同面对一泡牛屎的态度，城里女孩犹豫着，四下找粪铲；可农村女孩弯下腰，双手捧起牛屎就朝集体肥堆跑去。于是城里女孩被震动，流下了悔恨的热泪，决心狠斗私心，同资产阶级怕脏怕臭的腐朽思想决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这个故事虽然蹩脚，却是鲁迅式的左翼理想的结局，奥威尔的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也有类似的逐步清洗私心杂念的大同结局，对此，以斗争为乐趣的毛泽东非常欣赏，他不仅用诗词来呼应鲁迅“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且发表了以下这段在文革中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我的印象里，伟大领袖从来没有这么极端地抬举人，哪怕是死人也没有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鲁迅式的直取要害的论战思维就自然而然演化成文革初期的街头大辩论，双方都引用领袖语录，都使用唯我正确的绝对标准，谁敢有异议，就是路线、敌我、大是大非。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执行枪决；李九莲被活生生地挖去肾脏，其原因均为她们太不识时务，居然在万众膜拜之中，站起来对绝对信条发出质疑。试想，如果把鲁迅及其新月派或其他什么派的论敌放进文革背景，让先生亲自把他的痛打落水狗的棒法付诸实施，那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甚至周扬、郭沫若等一大片文人（管他自由派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下场，是否比张志新、李九莲、遇罗克还惨？鲁迅开了把文化、学术争论上升为政治、阶级拼杀的先河，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原版。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起，这种残酷的杂文风格在历次运动中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当以“说法代替法律”成为全民习惯性的常识时，党的主席与国家主席之间本可以在桌面上讨论解决的治国分歧，理所当然地激化成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战争。
刘少奇及其“走狗”是否在“落水”之际重温过鲁迅，并从梁实秋的身上读出了某种预兆？
四
事隔多年看文革，我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乌托邦实验给中国的人与自然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而他本人却至死不悔。毛是心怀大孤独的，当他在天安门城楼挥舞着军帽，向广场忘怀欢呼着的百万红卫兵小将回应“人民万岁”的时候，与他并肩打过江山的战友们却一批接一批遭废黜。这个在自己的祖国找不到知音的独胆豪杰居然在自己事业的顶峰对一位外国人说：“我是打着黑伞在雨中游弋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如果没有其它用意，这一内心场景肯定源于鲁迅的《过客》。虽然不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但在无始无终的人生里，你必须走下去，哪怕双脚被荆棘刺伤，哪怕证明不了什么，你也要走，穿过一个又一个坟地。这种为我们所熟悉的虚无，一直贯穿着鲁迅的精神生活。为了从传统的囚笼与现实的污秽中寻找出路，鲁迅也同上个世纪初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向左转。鼓吹革命，鼓吹苏联式的人民大众的乌托邦一时成了世界性潮流。晚年的鲁迅其实已涂改、歪曲了早期那个个人意识极强的探索者鲁迅，他放弃了表达个体，而力图从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立场，将文化改造成社会革命最直接的工具，而且是唯一的工具。左－－右，革命－－反动，集体－－个人，英雄－－叛徒，上－－下，资产－－无产－－共产。鲁迅以降，整整几代中国人都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种类似古罗马斗兽场的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词汇训练，代表组织惩罚叛徒的场景在几十年中成为许多文艺作品（包括电影）的高潮或大快人心的结局。
1936年7月1日，鲁迅在《文学丛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同时发表了于病床上创作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鲁迅写道：“……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们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
托洛斯基的沉冤已经大白于天下，鲁迅和我们一样，被专制的魔王斯大林蒙在鼓里。鲁迅曾在《文学和出汗》中讽刺梁实秋的文学论是“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却没料到这正是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争的写照。于是，凭借一次次党内大清洗抢得天下的斯大林王，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宣布：“……现实的托洛斯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如此“罪大恶极”，当然格杀勿论，于是没多久，托洛斯基便莫名其妙地死在异国的寓所。阴谋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大行其道，指驴为马的诬陷游戏把几千万苏联的忠诚公民送上断头台，红军将领被清洗掉百分之八十以上，以至于卫国战争打响之际，红军一遇德国鬼子的进攻就溃不成军。当然，纯洁而正直的鲁迅死也不肯相信发生在红色苏联的血淋淋的谣言，死也不肯相信古拉格群岛的残忍可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并肩，所以他才可能用和独裁君王如出一辙的语言，陷人于万劫不复：“……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
太令人毛骨耸然了，因为同样的鲁式手法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被运用过多次，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其主要的“证据”之一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写过《悔过书》，因此才能从“苏州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至于几十年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地下党组织的营救策略等等，红卫兵小将们在非左即右的狂热中是不可能考虑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太阳这样说了，康生在红太阳的直接照耀下违反组织原则，把存在历史档案里的最高国家机密“泄露”给了年轻人，于是一颗埋在党内几十年的定时炸弹被挖了出来－－在中国，类似的冤案还少么？刘少奇还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而众多普通的人，革命的参与者与受害者，都成了无价值的牺牲品，很快就被时代的潮水冲刷掉。上个世纪的中国像个大实验场，各种理论和主义，各种治国的方略与阴谋，各种色彩的乌托邦都纷纷登场，内忧外患的结果，人与自然都成了试验品，灾难、灾难，望不到头的灾难，而每一桩灾难都是以全体的希望或理想为前提，为号召，促使人们豪迈地走向深渊。
在众口一辞的民族狂热中，谁也听不见理性的声音。作为怀疑论者，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就得暂时放弃“怀疑”的根基，无条件拥抱民族主义，使之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代言人虽然不是法官，不能从法律上置人于死地，但他可以超越法律，以及构成法律定罪的基本要件：人证、物证与专家认证，对异己份子进行道德、精神、文化审判，从而剥夺他们社会生活的权利。“托陈取消派”正是在日本侵略者虎视中国的关口，因不合时宜而处于弱势，可时过境迁，我不禁要问，鲁迅作为左翼代言人对“文化汉奸”进行审判的依据是什么？
也许这个问题过于书生气，因为在混乱的社会实验场里，打击对方从来不凭借依据，而是讲究出手的快与狠，事实证明，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从未到日本特务机关领过津贴，作为五。四主将与中共创始人，他与文化地位同样重要的胡适、鲁迅都有极大的分歧。据中共党史记载，陈独秀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危急关头采取了取消武装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从而导致了四一二反共大屠杀。
陈独秀的失败源于他的知识分子“怀疑”式思维，这在学术上或许有利，但在社会实践中，一旦把个人的怀疑观凌驾于组织和民众之上，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思想迷乱，从而给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以可趁之机。陈独秀晚年虽然因“自绝于人民”而孤独、落寞，但他对民主与专制的见识显然在鲁迅之上，他说：“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呢？……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样迷信个人而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
民族主义也许在对付外来侵略时很有效，但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思考能力却是一种遮蔽和损伤，而在鲁迅身上，封建传统所造成的无出路的内心黑暗恰好借着新文化启蒙外化出来，当其作为一种内省的原动力时，鲁迅写出了《野草》、《呐喊》、《彷徨》，展现了旧文人脱胎换骨的世纪共性；而当其作为一种走向大众，改造社会的武器时，他的内心黑暗便无节制地扩散、弥漫，与盛极一时的非理性左翼思潮融合，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成为侵略他人内心自由理直气壮的权威。
在社会道义与内心自由之间，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在实验场中，待你分辨清楚了再行动，也许就太迟。鲁迅的绝大多数论战杂文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写成的，作为战士，这种反应能力是超一流的，但反应能力不能构成贯穿始终的思想。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上帝选择了中国作为各种思潮的实验场？无论是先进的、落后的、激进的、保守的，最终付出代价的都是当时正反两方的投入者。除了少数的文学隐逸者，没有任何思想型的知识分子沉下来，想一想，再行动；再沉下来。社会是个大陀螺，全体都跟着转，而鲁迅，一度转得比全体更狂热。
1998年，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成都，民众游行升级，最终酿成攻击和焚烧美国领事馆的事件。除了警察执行公务，也许没有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公开批评、制止这种“以牙还牙”。
社会道义到底是什么？我站在人群中想着鲁迅，假如他与我处于同种场景，他老人家会不会用对付“托陈取消派”的方法来对付我这种“怀疑论”者？
我不寒而栗。当我试图以内心自由的名义反抗道义说教时，祖国消失了，精神的落脚点动摇了。
幸好我没有与鲁迅生活在同一时代，幸好人心的某一面还需要宽容与仁慈，我还能在冷漠与动荡中享有选择的自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鲁迅先生用一本书名强调过的“伪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