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26岁的儿子刘苏安（音译）住在黑暗的散发臭味的地下隧道中。
儿子在一起事故中脑部受伤而又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池玉梅卖了在家乡的房子，到北京来为儿子讨个公道。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池玉梅的儿子急需手术，但是她没有钱。
池玉梅哭泣说，"我不能谈这件事，一谈我就要哭"。
"我儿子还太年轻。我找过政府部门解决问题。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有人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我儿子应该已经可以做手术了。"
白天，他们从政府的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然后在每个办公室前加入那些上访者长队，为自己的冤情申诉，把上访信呈给政府衙门，就如同把信扔进了一个黑黝黝的无底洞。
这是中国官方的上访制度，它被中国政府用作安全网来缓冲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是去年政府收到了九百万的申诉案件，上访制度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美国印第安娜大学的米切尔森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说："上访的案件数量迅速增加，因为在农村和城市的问题正在加剧。"
刘苏安头部受伤之后非常需要接受手术
他说，"在农村，这些上访的问题大都是对基层领导人的不满，基层干部在当地执政时专制粗暴，被称为土皇帝。这些人在地方上乱收税，乱收费并有各种腐败问题。"
他说："在城市里，上访的案子大多是关于劳动保护问题"。
很多人为到北京上访而长途跋涉。这是一个自两千年前就开始的传统，平民跋涉千里来到皇帝的面前祈求仁慈和公道。
这些上访的人背井离乡，生活在困窘之中。一个上访者住的小旅馆里，一张床一晚上只要0.3元。
这些上访者涌进一间狭小闷热的屋子，互相倾诉各自的不幸遭遇和心中的不平。在他们的脸上刻着悲伤和痛苦。
他们抱着自己案子的材料，每个案子的情况不同但是都骇人听闻。这些故事都有共同的主题：地方共产党官员的犯罪，暴行甚至是谋杀。
积极的态度
陈平（译音），一个为死去的儿子要求赔偿的中年妇女，虽然在上诉过程中处处碰壁，但仍然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
她说，“ 我相信那些不腐败的法官还是能还老百姓公道的。所以我才排除万难来到北京。如果我们不整治腐败，我们美好的国家就会被破坏。现在，腐败官员正在压迫普通老百姓。他们在我们的头上胡作非为。”
大多数的上访者确实有冤情。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表示，80%的群众上访是有道理的。
但是上访制度不堪重负，官员只能出于同情倾听有限数量的上访者申诉冤情。即使这些上访者得到了同情，上访局的官员也没有法律权力来执行他们的决定。
现在，人们的不满声在大街上都可以听到。
集体上诉的事件越来越频繁，但是上诉积极分子正在加强互相的联系。
张舒（假名）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者。
他说，"我想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主意。上访制度不是这么好。如果我不采取任何行动，人们会认为上访者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他还说，"我们不想吓住政府，我们只是想让他们明白我们已经在内部互相帮助了。"
但是，政府最害怕的就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有组织的对政府的不满。
所以，上访者受到粗暴的对待。
回头无路
他们的村庄每年在全国人大开会之前都遭到搜查，而殴打，强迫搬迁和上访者被遣送回家的故事时有发生。
这是一条充满了挫折和绝望的道路，一旦踏上就没有可以回头的路。
对刘苏安和他的母亲来说，生活已经只剩下上访和捡垃圾。他们面临这样的困境，已经开始失去希望。
刘的母亲说，“我已经不再有任何信心， 他们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们在家乡已经一无所有，现在又无处可去，却还在等待他们担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