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芳：为祖国奉献一生的百岁老人 控诉“共产”邪教 自欺欺人

解放后，奶奶不顾自家缺少劳动力，又送子参军，父亲郑玉华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现在父亲七十多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政府从来没有过问全家人的死活，母亲刘玉兰因脑血管疾病，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弟弟郑子良在十三岁时被人害死，（凶手得到上帝的报应）政权和法律可以袒护罪人，可上帝善恶终有报。

爷爷郑福亭1939年牺牲，政府1983年发给我们一张烈士证明，后来政府给奶奶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

2003年10月1日，我被流氓政府众官员威逼到天安门城楼下自焚未果，被北京天安门分局吴景业等警察扣上法轮功的帽子，连续对我暴施酷刑十几个小时，政府和公安把我与杀人犯一起关在死囚牢。

10月4日，奶奶在妹妹搀扶下到蓟县人民政府要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洪业说不知道，叫奶奶去蓟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要人，蓟县政府信访官员告诉奶奶：“郑明芳是法轮功，是精神病，她在死囚牢里聚众炼法轮功，在犯精神病的时候高喊法轮大法好，你孙女郑明芳不是好人，她还是基督教徒，会念圣经，她入的全都是邪教，你要跟她划清界限”奶奶和痛苦的妹妹与理力争，告诉政府官员，我们家世代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跟他们讲，全家老弱病残十口人全靠我一人拼搏创业来养活，实在也没有时间信仰什么。政府官员一脚把奶奶踹出门外不管了。

死囚牢里我受尽摧残，详情请看：郑明芳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公开信（附件）

我多次上访，政府巧取豪夺、背信弃义、肆意践踏宪法与人权。

2003年12月23日我背着奶奶到国家信访总局门前，警察抢去烈士证明，殴打奶奶和我，最后把奶奶打的不能站立，小便失禁，棉裤湿透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群众纷纷谴责：流氓政府、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大陆党国政府是中国人民贡养的豺狼，土匪强盗还有一点人性，共产党连人性都没有、丧尽人伦、无耻之极。后来许多警察把我和还有一点气息的奶奶扔上警车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01处106室吴处长（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太婆）看到我们凶狠的指着我们祖孙二人说：“谁叫你们到后库告我，有我在，你们的问题永远也别想解决，你们愿上哪告就去哪告吧，我不管了。”尽管我再解释都没有用，吴处长与天津的一些官员偷偷盯着我们私语，她把我们交给天津官员和警察。

在全国各地上访群众的帮助下，我又把奶奶背出两办的大门口倒在地上，一河北民工看到我手中要回的烈士证明，从口袋掏出仅有的2元钱送给奶奶，有两个北京小孩过来又给奶奶10元钱，一些上访群众给我们一些食物。晚上二十一点，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万寿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接待室，中央军委首长告诉我们：“军队正
准备裁军，军队内也一样腐败，军队管不着政府，你们走吧。”我怕奶奶冻死在马路上，就让奶奶不要出来，我被军队首长轰到马路上，寒冬腊月的深夜，我就要成为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时已凌晨二点多，中央军委首长把饥寒交迫的我们交给天津蓟县上仓政法书记吴佐仲和上仓派出所警察刘峰押回原籍，从此奶奶一病不起。

虽然我受尽折磨迫害，我仍存一丝幻想，总想政府有一天会实事求是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继续坚持上访，政府派警察打骂我，带着手枪到处追杀我，长期追踪威胁我的家人，监视围攻我的住宅 。

天津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官员经常把我们关在不足4平方米的地下室，不许我们吃喝拉尿休息，他们住在六层套房，每个房间1480元/天的价位，地下室上面是整幢高层建筑的排风机，高分贝的噪音把我们的耳朵几乎震聋。

2004年2月9日，我被关在地下室，高烧39.5度（因春节蓟县政府官员把我打病输液身体还没彻底恢复）天津市政府官员限制我们的自由，不许我看病，有的上访群众犯心脏病，也一样被昼夜关押，不管我们死活。

200年4月26日，蓟县人民政府官员张利勇无故给我扣上“痛恨各级政府帽子”叫110警察带枪对我强制执行，在上访群众宋凤珍、吴秀敏、郭淑华、宋素玲等人坚持陪我一同入狱下，只好把我放了。

从2004年5月15日，政府指派一辆红色无车牌号码夏利车多次故意追杀我15岁儿子，2004年5月20日，我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开强烈抗议政府惨无人道的行为。

2004年中考，政府再次耍流氓对我儿子进行政治迫害，剥夺我儿子的受教育权，黄大龙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一直是老师同学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学生，特别是计算机和数码产品上更是小有名气，被周围人和一些外宾称为“电脑专家”，各科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这次中考蓟县教委强行把市场零售价0.5元一根的木制铅笔矮卖给考生20
元一跟。

2004年5月24日，蓟县公安局长曹学建，代表县长接待上访群众，我向曹学建讨要被没收的身份证，我在死囚牢里被敲诈勒索的钱财，我要求为我补发拘捕证和解除拘捕证。我质问曹学建为什么拘捕我连张纸条都不给我和家属？为什么拘捕别人都有拘捕证？曹学建告诉我：“我们已经把你上访的处理结果上报中央了，你说的一切根本不存在。”从此我对政府的信任彻底没有了，不再对流氓政府抱任何幻想，也不再上访。

2004年7月18日，《星期日》上午8点我和儿子黄大龙准备去北京为一位即将回国的美国朋友送行，被政府长期监视的人员追踪到蓟县客运站，就在公交车准备发车时，便衣特务队长马卫等人窜上汽车，命令我下车，我儿子质问他们为什么侵犯我们的人权？马卫上前打我儿子，并点了我儿子的穴位使黄大龙不能动弹。大纪元记者赵子法，强希望之声记者田溪及时现场采访。11点钟马卫和上仓派出所所长张建忠，政府官员付某把我和黄大龙强拉到蓟县粮贸大厦（三星级宾馆）209房间软禁，其他车辆警员已撤回上仓，午饭后，马卫等人把209房间反锁，告诉我：“郑明芳你们母子已经被剥夺人身自由，我们没有坏心，要有坏心，攥个词就把你们给办了，软禁你们只是不叫你们去北京。你们是对北京治安有严重威胁的人。”下午，我和儿子好不容易逃出209房间去县委县政府质问罪人，马卫的轿车在前，张所长的警车在后，把我们夹在中间，我和儿子注意安全，一边走一边接受国际社会跟踪采访，冒雨来到县委门前，黄大龙被马卫打的倒在县委门前，家住县委后边的宋凤珍回家给我们拿来一小草席为黄大龙铺在身下。县委没有一人过问，我假装去方便又到东院蓟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楼，办公室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看电视，县长秘书董亚斌叫小男孩告诉我就说没人，我对小男孩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董叔叔对你会发火，我自己到二楼找县长去。”董亚斌听到我的声音窜了出来，叫我在办公室等会儿，他又找来一位秘书瘦小横丝肉，横丝肉到前面政府办公室找主任李洪业，李洪业没给他们开门，董亚斌他们又打110来俩持枪警察，我怕马卫等人把我儿子弄失踪，我跟110警察和董亚斌请假5分钟说泻肚，冒雨跑到县委门前看到马卫等人还围着我儿子。我请求一蓟县五百户镇上访群众带黄大龙离开速回家。

马卫等人与我一同回县政府，马卫告诉我“做好准备，马上取笔录，正式拘捕你。”我高声喊到：“我抗议，我决不签字，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政府对我的各种迫害，共产党是天下最大的邪教，你们把人民政府的招牌换成流氓政府、吃人政府，你们是无产阶级，过去掠夺资产阶级，现在掠夺自己的人民，残害自己的同胞，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我现在除了不信共产邪教，什么我都信,法轮大法好，快转法轮吧，真主上帝快铲除恶魔降福人民，使苦难的中国民众脱离苦海吧！”我口中喊着心中却想着快逃吧，保住自己的嘴来唤醒更多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头也不回走出县长办公楼，一群政府官员用低级下流的话辱骂我，还有的官员推开窗户跳出来打骂我。这时叶国柱先生给我打电话正好听到政府官员下流的漫骂，叶国柱先生电话：010-91627012，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洪业听到打骂声跑过来，一把拉着我骼膊到他办公室，李主任告诉我：“明天周一县长接待日，我到信访办公室跟你谈话，现在天黑了，你先回去。”我前边走，马卫等人在后追我说：“郑明芳你别走，现在正式拘捕你。”我就当没听见一直到宋凤珍家，宋凤珍丈夫张建国把门插上，我和宋凤珍在低矮潮湿的西屋关上门不开灯，这时警察敲门说泻肚，又问我在没在他家。张建国说我已经走了，轰了半天才把警察赶走，整夜警察警车把宋凤珍家团团包围。

快到天亮的时候，警察偷偷到西屋门外，突然踹开房门，闯入室内，我和宋凤珍惊醒，我们两个都身着三点式，我质问便衣警察：“为什么不敲门？为什么不出示证件？我们正在休息犯了什么法？”便衣警察一声不哼，宋凤珍的大女儿惊醒后看到退出房门的两个便衣对我说：“郑阿姨，他们是城关派出所的警察，他们俩经常到我们家找我妈麻烦。”宋凤珍电话：022-29031694，这时天还没亮，我穿好衣服就到对面信访办公室，信访办已人山人海，上访群众夜间过来等待接谈，怕来晚了谈不上话。我一直等到11点多，李宏业和其他县领导都没来，信访办太拥挤了。我又到县委，县委门前也有几百人在抗议，正在这时国外媒体又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一些群众上访团代表要求接受采访，我把电话给蓟县五百户镇二百户村民代表接受采访。

上仓镇高家套村孙秀英在县委大门内，特殊群体接待室喝巨毒农药自杀，被县委办公室科长刘爱军，上访群众吴秀敏等众人及时夺下幸免一死，文安街派出所（电话：022-2913778）警察410411从二百户村民代表手中夺过手机，我追着跟他要手机，当我把手机要回时已经无法使用，410411号警察还诽谤我，说我叫孙秀英到县委自杀的，孙秀英电话：022-29854123，我质问他们又是谁叫我到天安门自杀的？7月19日文安街到县委出警的警察有41040于阳生、高立、高文国、郝杰，下午3点蓟县公安局刘某、政府官员付某、于阳生等追踪我和吴秀敏、孙秀英，他们追踪我们乘环城公交车绕县城一周半。

马卫和上仓派出所张所长告诉我和黄大龙：“你们找联合国也没用，联合国是空壳子，无职无权，每次与会国开完碰头会就全部解散，政府就是压迫人民的。”

2004年7月26日，《星期一》，县长接待日，文安街派出所所长接待日，我冒雨去县委质问刘爱军叫警察410411号抢坏我手机：“我没有去上访，我的电话也没有犯共产党的法，为什么把电话给抢坏，再次破坏我们的通讯权和宪法保护自有财产权。”刘爱军向踢球一样，把我从县委踢到县信访办又到文安街派出所，我冒雨不知走了多少次来回，在文安街派出所值班室警察410579号杜汉爽，恶狠狠的说：”你认识我和410631号吗？你欠我们20元钱早该连本带利还给我们了。我抱歉的解释说：”我到公安局还钱，治安科长说警察做的这种好事太多了，警察给你的，你不用还了。”我说：“这20元钱是2003年8月我在县政府，县长秘书打电话叫来110两警察，警察看到我的上访材料，又看我大热天病的很重，硬塞给我的，虽然当时我感动的千恩万谢，但我今生今世一定要报答的。”这20元钱我一直随身带着，时刻准备偿还，没想到警察杜汉爽开警车拿着5连发手枪又追到县委，跟我要20元钱的利息，告诉我这20元是高利息的高利贷，不给利息不行。杜汉爽的凶暴刘爱军没有制止，把我身边的吴秀敏吓的浑身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我当时气的心脑病、高血压同时发作。想到县委书记孙振清假装给我女儿安排工作，多次向我索贿，我给孙振清的是百元大钞挨着号的，我要向他去讨债，我跌跌撞撞冲向孙振清办公室，许多官员被我讨债的叫声惊动，纷纷探出头看究竟，只有孙振清没有出
来，刘爱军叫公安局督察队把吴秀敏我们拉到公安局后又分别交给上仓派出所和下仓派出所。

黄大龙一个无辜少年，承受了未成年人不该承的多次政治迫害，看看中国大地林立而起的教学楼，为什么因为母亲是维权异议人士，无辜的孩子就被拒之校门外，被剥夺受教育权。亲爱的骨头，勇敢的承受“共党”对咱们的一切政治迫害，誓死不妥协，用生命捍卫人权！

我们呼吁人权委员会与会国关注大陆人权严重的恶化，并能采取切实措施捍卫人权，制止大陆当局残酷迫害善良百姓，目前中共人权状况仍然继续恶化，对法轮功学员，上访百姓、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和基督教等的严重人权侵害，政府当局严峻的阻断网络系统，限制人民网上表达意愿自由，钳制人民言论自由，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大陆之倒行逆施，扼杀人权，我们支持美国和国际社会反对大陆人权，大陆党国政府惯用伎俩，愚弄人民、愚弄国际社会。

大陆当局阻止拒绝联合国反酷刑特派员范博芬·鲍文先生来华视察，政府没准备好，官员又要放长假。中国人民已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迎接联合国人权和反酷刑高级专员到大陆视察，政府不接待，中国十三亿人民全都愿盛情款待远方宾客。

我们中国人民要质问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收了大陆政府多少贿赂，把奥运的主办权交给没有承办奥运能力的中国大陆承办，奥运圈地已使千万人失去家园，流落街头，奥运将使苦难的大陆人民雪上加霜，大陆人民已经被政府剥夺了生存权。

依《世界人权宣言》人生而自由，人们享有生命、财产、言论、信仰等基本人权，人权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平的基础，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是对人类良心与尊严的玷污，全世界人民都在反恐，可大陆当局时刻都在制造恐怖。给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带来威胁。

恳请国际社会有正义感的国家、教育机构、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黄大龙完成学业，大恩不言谢，黄大龙将用余生报答恩人，生母郑明芳愿割舍与黄大龙的一切关系。

郑明芳：

任畹町叶国柱赴蓟县访问人权-致胡锦涛温家宝 2004年5月15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
天津市长戴相龙先生：

中共蓟县县委：
蓟县人民政府：

人权活动家，70年代“中国人权宣言”起草人，获得罗勃特 肯尼迪国际人权奖的任畹町先生和全国人权活跃人士叶国柱先生等近日来蓟县了解民情和人权案件。

任先生叶先生等人访问了蓟县下仓镇翟辛庄村拒不赔偿结扎致残的吴秀敏（13132048364），访问了蓟县东二营镇南潮河村因房基纠纷遭村干部和公安毒打至残的王连成（022-22853619）等人。

我把沉冤六载反遭威胁，蓟县政府巧取豪夺的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痛恨集权政治普遍不良的官吏基础和政治腐败，决心维护宪法的人权原则和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是工商业者，今年40岁，出身于革命家庭，祖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了养活十口之家，我辛勤劳动，合法经营。

可是，98年之后，我不但被蓟县政府屡次违反政府合同，巧借名目，贪污霸占了我的全部财产不说，还强行核定百万余元的贷款，逼迫我在2003年国庆节到天安门自焚被抓，又遭到北京市和蓟县政府的酷刑、毒打，致使流产，打掉一颗牙，身心受到积大伤害和刺激。

89年冬季，政府让我投资在101国道蓟县上仓镇填平一处深坑，按五统一要求建成商业店铺325.5平方米。90年春季政府给我一张20年不变的土地有偿租赁合同。合同明文规定此房用途只能用作商贸、住宅，严禁拆迁。

因有20年的合同，我又投巨资设变压器和发电机组一套，架设300多米长架空线路，并打深井2眼。在我苦心经营奔上小康生活后，手机、电话、摩托车、汽车，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我又经地方主管部门允许建成132平方米临时建筑，合同刚到7年多，98年3月18日政府无故强行拆毁我变压器。

98年4月我出去几个小时，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我家的店铺被政府强行拆毁，再次高价卖给我原来填平的土地，说这次是永久性的，不会有变动了。

按政府的五统一要求，98年底前必须完工，如不完工，强行没收1万元押金。我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期完工。

99年春季，为了多收费，政府收了我两个土地照的费用，给我和丈夫黄兆元各1张土地照。镇政府告诉我土地一次收费以后永不再收费，长期使用。

当我看到自己手里的土地证使用期限40年，发现自己再次遭到地方政府的欺诈。

上仓镇政府与我再次签定一张书面协议，告诉我复印后给我一份。可至今，仍没给我早已签好的协议。

市政府下拨的拆房补助款被镇长和土地所所长贪污占有，分文没给我。多年来，我一直向各级政府反映。

我再次建筑过程中，政府指使电力部门强行多收我2万元电费，并多次故意给我造成电力事故，给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89年上仓政府命令我投巨资填平农民取土深坑，90年给我一张政府写好的所谓土地20年不变租赁合同，合同没有让我签字，98年政府说我89年填平的这块土地性质是集体的，必须改成国有性质，并再次收我十九万多元。

2003年8月我被叫到蓟县政府办公室，要求政府按照国家规定赔偿我的经济损失。主任李宏业说：你一个臭老百姓，没有资格要求政府做什么，你只能无条件接受政府对你的要求。

我回答说，你是一个政府干部，靠人民养活，应该尽公仆的义务。胡锦涛曾庆红号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共产党就是这样叫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吗？在真正民主的国家，绝没有你当官的份！听说，李宏业这样的干部要提拔为蓟县县长。

2003年11月1日，我接到天津市答复联合督办我案件的电子邮件。11月18日，中央信访办吴处长接见我，多次给天津市信访金主任打电话。胡长存代表蓟县人民政府被招到中央信访办。

吴处长当我面指令胡长存2003年11月20日前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认真解决处理此事。多次强调不许对我施加任何莫须有罪名，绝不允许再激化矛盾。

18日晚，蓟县上仓镇政府和派出所把我接回家。但至今，无人过问我的事。

今年4月26日，蓟县人民政府县长接待日，我和许多上访群众冒雨等候接谈。蓟县值班科长张利勇指着我额头说我痛恨各级政府。还说：“我叫张利勇，我的电话是022-29142345，郑明芳你只有告倒我，你的问题才能解决，你们去一起告我张利勇，我等着你们”。

张利勇还叫来警车。（津A-0709）三名警察持枪待命，要强制我。

蓟县政府指派人向我传话说，你再去上访，蓟县政府和北京联手叫你失踪。

我绝不害怕退缩，再次要求中央政府督办，赔偿我的合法财产和酷刑伤害，严厉追究打击报复，制止恐怖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郑明芳 身份证号：120225196307054680
联系电话：022-29850918/022-29856058 / 13512297088
邮编：301906
详细地址：中国天津市蓟县上仓镇正大培训中心

郑明芳电话：0022-29850918
0022-29856058
13512297088
13512297080
详细地址：中国天津市蓟县上仓镇正大培训中心
邮编：301906
如无法联系请与北京叶国柱先生联系：电话：0010-8162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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