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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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爲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爲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爲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爲指标，还说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爲党内还有 “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爲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15]）。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爲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雪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 [16]。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爲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爲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援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爲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 [17]；还有一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19]）!”，但他们因爲“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个人崇拜气氛爲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颠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爲名要“抢班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爲不想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爲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爲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爲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