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共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旨在重新分配农村的土地，同时也无限制地升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于是，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在全国展开，在批斗、公审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斗争中，被处决的和死于其他方式的地主200万人左右。
1951年-1953年，中共在城市里展开“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仍然是大规模的批斗和公审、处决，即便按照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最正规的杀人比例，被处决的人数最少也有70－80万。但是各地的滥杀难以有效地阻止，被以各种方式致死的所谓的敌对分子，大致的估计也有200万人，其中因忍受不了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而自杀者就有近80万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被杀？不就是中国出兵朝鲜后，毛泽东为了刚刚获得的政权的安全，下达了“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吗！？而且毛泽东亲自确定杀人和“打虎”的具体指标，例如：在“三反”中，“全国可能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在“镇反”中，农村的杀人“一般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各地呈送给毛泽东批阅的汇报中，经常有防止“滥杀”的请示。可见当时杀人的数字远远超过毛泽东所规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杀人的扩大化，几乎是每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必然。（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第二卷）。
在这之后，从1954年到1958年的大跃进，又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死亡人数相对少了很多，所以没有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我们就只好忽略不计了。
1958年-1962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祸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有人估计高达3000-4000万人，最保守的统计也有2600万人。这样的大悲剧可谓史无前例。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著名大饥荒，饿死的人也不如中共制造的人祸多。最严重的1920年-1921年的饥荒，才有2000多万人陷于赤贫。再看与中国相似的斯大林时代，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生命损失约500万人，即便按人口的平均死亡人数计算，中共所制造的大跃进 的灾难，也超过了苏共所制造的集体化的灾难。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民投入，造成了至少2000多万人非自然死亡（叶剑英语）。丁抒的研究证明仅被用各种方式处决、折磨致死的人，就有230万之多。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的8月27日到9月1日，仅仅三天，红卫兵在北京市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在13个公社的48个大队，大开杀戒，被杀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被满门抄斩的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刚刚出生38天。
湖南道县更是杀红了眼，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覆盖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共死亡4519人。受道县杀人的影响，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共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者7696人，被迫自杀者1397人，伤残者2146人。被杀的人中，年龄最大者78岁、最小者出生仅10天。另外，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多达一万四千人。
累计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在和平建设时期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远远超过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战乱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总和。法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 书：罪行、恐怖与镇压》(The Black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试验的沉重代价触目惊心：八千五百万到一亿条人命。其中，苏联，大约二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中国为各极权国家之首，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5%。
毛泽东是个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独裁者，人的生命与他的狂热的乌托邦相比，真的不算什么。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国际共产主义会议，谈到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时居然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他还在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而与美国打仗时说：整个福建打光了，最多死个三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的真面目，值得。
毛泽东这种视人命为革命工具的残忍，激发起中国人杀人的想象力，其手段之残忍令纳粹望尘莫及。仅以道县的杀人手段为例就多达十种：
枪杀（包括步枪、猎枪、鸟杆、三眼炮等）。
刀杀（包括马刀、大刀、菜刀、柴刀、镰刀、镐蹀等）。
沉水（包括沉塘、沉河，俗称“排放”）。
炸死（俗称“坐土飞机”）
投岩洞，辅之以刀砍。
活埋（主要埋在废窖里，俗称“下窖”）。
棍棒打（包括锄头、月耙、扁担等）。
绳勒（包括勒死、吊死）。
火烧（包括烧死、熏死）。
摔死，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最灭绝人性的杀戮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和1978年，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在被处决时，为了不让她喊口号，用竹签子穿透她的双唇和舌头。她遭受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为牛马治病时使用的。军人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隔着几层裤子在臀部上打了一针。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右胸而不是左胸（非关键部位，人的心脏位置为偏左。）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之后，三四个医生扑上来，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把她拖上吊着的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取肾；流在底板上的血水，约盛了半桶。最后她的尸体被丢在地上，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骨头……
早在1970年被野蛮处决的另一个中学生，是刚刚１８岁的黎莲。她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地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进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在车壁上，后背的衣服被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药，一把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殷红鲜淋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连缝合都没做，就匆匆地往刀口里塞进一些药棉、纱布，血止不住渗出来，染红了囚车。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高干正在等着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另一方面，与这种史无前例的死亡灾难同时发生的，是人口超常规繁殖的灾难。1949年中共执政伊始，全国人口才四亿七千万，到1976年已达到八亿，人口净增长三亿三千万。这种盲目的人口膨胀完全是由于中共决策的失误，特别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所提出的“人多，热情高，干劲大”的主观意志造成的。五十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要求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这位集学者的远见、知识人的责任心和个人的铮骨于一身老人，却从此被划入另册。文革结束后，中国尽管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但是由于毛时代的人口的超常增长，导致人口基数过大，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十三亿（有人把官方无法统计的超生人口计算在内，估计已达十四亿）。同时，为了控制人口，“宁添十座坟，不多生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决不是个别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了大量反人性的惨剧。
如果说，有计划的“阶级灭绝”所造成的死亡已经成为过去，那么盲目的人口生育却贻害至今天，并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投下巨大的阴影，仅仅是恶性膨胀的人口这一个陷阱，就有可能导致王力雄的政治幻想小说所预言的“黄祸”。这“黄祸”不仅威胁着人的生命，而且破坏着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
2004年8月13日于北京家中
源自《议报》15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