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的时候天气阴沉，细雨霏霏。这场小雨给北京增添了不少凉意，也给我的心情增添了很多荒凉。我并不愿意离开这个国家，虽然我愿意把“爱国贼”、“一夜美国人”放进自己的专利档案之中。多年来，几乎连我自己都忽略了我对这片土地疯狂的热爱，我一直想像着自己像伯兰特一样跪在网络墓地或广场之上，我妄想着以伯兰特的方式，以恰达耶夫的方式，最后以耶利米的方式为北京祈祷──而今天，我要离开这里了。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天空昏暗，大地失序，而我将一个人孤独地离开。我谢绝了所有的告别，像一个逃兵，我羞愧地离开了。想起1989年夏初我的拒绝离开，谁能理解我此时的羞愧呢？！
在网络上看到一位朋友给我的一首送别诗，诗中有一句：“一双小儿女在天平另一端将祖国高高挑起”；谢谢这位朋友，他揭露了我内心的全部挣扎和苦痛。祖国和孩子，这是我的十字架，孩子竖立，祖国横陈，我得背起它来。这十架也是我的祝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做父亲和做人因祖国的缘故出现的感情冲突。这是整个时代的男人悲剧，我们被它捆绑，放在中南海的祭坛上。回首北京是我的羞愧，拥抱孩子更是我的羞愧。我（们）对不起那个国家，我（们）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她们因我们的缘故，因我们对那个国家没有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因为祖国在任何意义上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而背井离乡。我（们）在这个时代无地自容。唯当求上帝垂顾与怜悯──除此之外，家园何处？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在网络上从事的抵抗事业主要是以江泽民主义为对象的，因此当离开海关的刹那间，我心里带着恐惧和得意想说一句：再见了，江泽民！当然，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本不配和主席话别，但我提醒追星世界注意：我们这些小人物一直是江泽民主义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1989年以来，江泽民主义统治了生活。江泽民主义是对天安门事件一种特殊的记忆，而我们的抵抗是另外一种记忆。或者说，江泽民主义是对我们记忆的法西斯式的统治，同时包含着上海小市民和北京公子哥们窃国自肥的兴奋和紧张。1999年我在“权力的思想”一文中“污蔑”说：江泽民主义的统治是一种罪犯统治；当中国在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呼啸声中和江一起颤栗的时候，它剥夺了我出国探亲的自由，因此，江泽民主义同时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我们的抵抗使“社会主义黑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董事会”变本加厉，丑恶不堪。今天，我告别了这种统治。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也暂时告别了对这种统治的抵抗。“告别江泽民”不是一件完全兴高采烈的喜讯。
不过我仍然愿意感恩，与孩子的重逢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她们已经彻底成了外国人，几乎没有办法用中文和她们交流。在加拿大上空我也看到这个国家的资源如此丰富，而在和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我也嫉妒这里的政治文明──这里没有江主席式的“政府训斥”（他对香港记者的“训斥”是国家行政精神的杰出象征）。神同样把中国交到我们手里，但那里为甚么治理得如此令人羞愧呢？我们在那里掠夺和争战，把那地搞得向所多玛一样罪恶不堪，资源枯竭；然后我们尾随着罪犯的家人逃离──没有责任，没有荣耀。谁能像朋霍翡尔一样而不是各种改正归邪的“精英”一样毅然返回“希特勒身边”呢？我祈祷神能给我这种荣耀，砰然关闭的海关大门和砰然关闭的监狱大门不是拒绝担当的理由。我要等待。
我知道，当我自由自在地享受圣劳伦斯河温暖的阳光的时候，北京的更多不为人知的朋友们却无法跟江泽民说再见。或者说，他们以一种更加绝决的方式跟江泽民再见了，那一“告别”的场面比我的逃遁更让人敬爱。我应该提醒自己在没有警察守门的这个新大陆上放言的奢侈，自由了的人们应该自动把自己的自由捆绑在北京之夜之中，捆绑在那些为自由而失去亲人的惊恐之中。没有这种捆绑，海外的荣耀首先应该是一种沉默。
我将尽量沉默在海外的自由中，一直到我能和江泽民主义捆绑在一起。在这沉默中，我感谢上帝恩赐给我家人的幸福，我并不讨厌圣劳伦斯河的阳光，我爱这一切，带着深刻的忧伤。
2004年8月19日与蒙特利尔家中
附录：
2000年冬与女儿别离
（一）
少小几多别亦难 最难一别要经年
大儿飞泪约勾手 小女牵衣咒谎言
绝望十秋托铁翼 平安一夜祷苍天
朦胧强作轻笑语 四围寄旅已泫然
（二）
飞断寒空合暮云 京华枯骨列高坟
千番默祷犹余恨 万种凶残尚自矜
子散喧街翻斗乐 妻离南海玉堂春
唯喜夜半惊鸡犬 翻尽书厢只一人
（三）
南下凄凄非去时 物如人非影依稀
几多惧悚空呐喊 何处家乡费猜思
四季仍寻一季节 十年再等几年期
不堪琐事了无趣 梦起娇儿夜夜啼
（四）
今夜安身何处寻 暮冬寒鸦日纷纷
温馨有梦乘竹马 醒目无声抚画痕
孟母德高疑锦瑟 柏林墙固是浮云
永归圣父求珍重 枫叶荫荫始叩门
（五）
孩子频频送国门 丈夫到此愧煞人
忍闻代表翻杨柳 掩看精英斗法轮
生态有心说地狱 安全无夜不惊魂
沉舟已然能屈指 忏悔仍需旷野寻
2000年12月28日旅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