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耿松：卖官、骗官与官杀官

【看中国报道专稿】据人民网8月3日报道，北京市检察机关已于近日正式受理审查起诉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卖官鬻爵受贿案。据有关部门的消息称，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都被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卖官、骗官、官杀官，标志着腐败已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而且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在分析一个王朝没落时，总要提到“卖官鬻爵”这一历史现象。所以，卖官买官这一“腐败之最”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我国出现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王朝兴起时，它的官吏主要是打天下的功臣；在其发展时期，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士人；只有在它没落的时候，才出现卖官买官，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官吏通过贿赂入仕──汉末、唐末、明末、清末都出现过这种情形，并且最终导致朝代覆亡。

卖官鬻爵死灰复燃，是最近10年的事，而目前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最早看到关于卖官的公开报道发生在江西省广丰县。1994年7月，广丰县羽绒厂50多名职工集体举报他们的厂长毛先锋贪污公款。工人们不明白，这样一个只会贪污不会管理的人县里怎么会重用他。他们先是向县里告状，告了没用，遂把状子递到了地区。这事经报界披露，才揭开了广丰县卖官买官的黑幕。毛先锋原是新华书店的职工，是个极善投机钻营的人。从1989年到1994年，他先后给县委书记郑元盛24次送钱，共计人民币9.44万元，结果被县委“任命”为县羽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正科极）。他还替弟弟买了官，从广丰县湖丰乡法庭的一个普通法官提升为县法院告申庭庭长。郑元盛在广丰县县委书记的任上（1989年至1995年）出卖了八顶官帽，“赚”了大约14万元。当时广丰县老百姓形容郑元盛卖官是“500元挂个号，1000元起价买顶帽”。郑元盛卖官案曝光后，舆论界有“要发财，到广东；要当官，到广丰”的说法。其实这句话是片面的，因为卖官买官的不仅仅是广丰一地，而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中央国家机关普遍存在着，卖官者也不仅仅是郑元盛这么一个区区的县委书记，而且有官位更高者，所卖官职不但有科级，还有处级、厅级甚至更高者，如河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刘柏松，1990年5月因诈骗罪被捕，1991年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他进京跑官，花了50万元，又当上了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其官位已经不低，可他还要“为谋取职务提升”而行贿8万元，若不是受贿案发，如今可能已爬上了更高的官位。卖官案中，最著名的例子有：

林龙飞，福建省周宁县县委书记，人称“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在周宁县，林龙飞独霸干部任免权，1996年～2003年间，林龙飞共提拔调整干部1000多人，收受当地党政干部、职工贿赂230多万元（涉案金额达600多万元）。想升官保位的干部都争着向他“进贡”，一些官位的价钱也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

王新康，河南省滑县县委书记，被媒体形容为“官员批发市场总经理”。1994年至1998年5年期间，王“批发”、“零售”官员64人次，该县38个乡镇、局委及企业36名干部向他行贿，获卖官钱34万元。王新康把“要想富，动干部”作为其“致富真经”，在他任县委书记的5年里，全县共“调整”干部18次，“调整”人数865人次，其中多的一次达287人。“调整”的目的是明明白白的：你给我钱，我给你官；你不给我钱，我就罢你的官。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某起初不卖王新康的账，没有送钱给他，被“调整”到一个偏僻的乡下，5年未动。最后，李某对“凭党性干工作，凭政绩用干部”这条所谓用人原则发生了动摇，也加入了买官者的队伍，于是5年未动的位子马上就被“调整”了。

何建林，广西自治区南宁地区行署副专员，1993年5月至1997年3月任合浦县县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24人的买官钱45.15万元，港币1600元。这些买官者买到官职后，“堤外损失堤内补”，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敛括民财，营造了臭名昭著的“腐败一条街”。

朱振江，河南省鹤壁市市长，于1994年至1997年任职期间，卖官18起，其中处级以上9人，科级以上5人，普通干部4人，卖官所得23万元。

曾锦城，河南周口地区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1994年至1997年卖官15起，其中处级以上6起，科级5起，普通干部4起，卖官所得33.2万元。

卢效玉，山东荷泽地区行署副专员，在其任山东省东明县县委书记和荷泽地区行署副专员期间，卖官72起，其中县处级15人，卖官所得67万元。特别是他在东明县县委书记任期内，卖官范围遍及全县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每月卖官收入2万元。卢效玉卖官有个“原则”：8000元左右办调动，1－2万元当乡镇党委书记，2－3万元干副县级

成克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得卖官款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

李嘉廷，云南省省长，1996年至1999年，原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李忠平为了“扶正”，先后送给李嘉廷人民币2万元、美金1.2万元和日元20万元，后如愿以偿，当上了正行长。

程维高，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东窗事发已有一年了，如何处置还不得而知，尚无官方公布的材料表明他有否卖官行为，但据一位在河北省担任过副省长的老干部告诉记者，他知道的一件事是，某县一个县长花了40万元给当时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铭，买了个县委书记当，而一个办公厅的副主任是没有权力出卖县委书记这一官职的。杨益铭是程维高的心腹，所以他认为这个官八成是程维高卖掉的。

上面列举的是贪官污吏们公开的、直接的卖官买官，而变相的卖官买官则更多。变相的卖官买官，是指它不象前面所提的现卖现买，而是一种“期货”交易，即官员们在离任或调任前，为了确保其原地的利益或调任他地后的利益，与某些势力达成的默契。这种卖官买官的“零售”形式早已有之，如甲官提升甲地乙官的儿子，乙官提升乙地甲官的女婿，此所谓“官官交易”。又如甲官提升乙商的儿子为某官，乙商则在生意上给甲官的女儿以优惠，此所谓“官货交易”。这两种交易到了旧世纪末新世纪初，已经从偷偷摸摸到公开，从“零售”到“批发”，比较典型的有：

1997年10月，广东省雷州市水利局局长林全得知自己将调任他职，便在一天内连发6张通知，根据自己的好恶、利益，轻而易举地任免了47人，中国首次出现了“官职大批发”。

1997年底，山西省忻州地委、行署领导换届，地委书记刘增宝将调大同，行署专员李英明则将调省计委，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两人商量后决定突击调进265人，其中经刘增宝亲手批签的有53人，李英明亲手批签的有52人。在刘、李亲手批签的人中，既有忻州当地的“关系人”，又有省府、大同方面的“关系人”。

1998年6月11日，辽宁省召开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两长”会议，决定“两长”异地交流。该省铁岭市检察长吴志诚在会上预感到自己要被调到外地，当晚赶回铁岭市，一气呵成地决定了23名干部的任用。12日一早，他在赶回沈阳参加会议前，又交待在家的党组副书记主持会议宣布任命的决定。

1999年，山西出现了更大的“官帽批发商”。1999年春节前夕，山西省长治县县委书记王虎林荣升长治市市委常委，要调的市里高就了。离任前的两个月里，从1999年2月25日到4月26日，王虎林趁机提拔干部423人，其中提拔正副科级干部（包括享受正副科级待遇）278人，县委机关的一些单位，如县委办公室、组织部、纪委等，几乎是整体提拔。县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0名成员，有正科级正副主任4名，副科级副主任4人，仅有两名“干事”。在中国的官僚机构中，真正做事的人叫办事员、干事、科员，然后是正副科（局）长、正副处长、正副厅（司、局）长等，从“干事”到“长”是一级最大的台阶，当上了“长”以后，若能找到靠山，飞黄腾达便不难了。王虎林这位“恩相”一下子栽培了这么多的“门生”，即使他日后退休了，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下面再来谈谈骗官。

在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中，一个“白身”要想进入官场是极其困难的。“白身”是指非共产党员的平民，他既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官场的背景。不过在目前，“白身”如果有很多钱，他可以买到党票、官票，例如广东省乳源县个体老板蔡登辉替县经委偿还了43万元债务后，一天之内便完成了招工、入党、提干的全过程，还当上了县政法委书记。再则，“白身”如果有当大官的靠山，进入官场也是容易的，如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何元堂的两个儿子劣迹斑斑，却都能入党、提干。还有一种情况，“白身”被用于点缀，也有可能进入官场，如某“民主党派”人士缘机进入政协或政府，当个有职无权的官。除上述几种情况外，“白身”进入官场，确实是难于上青天。本来，中国老百姓都认为当官是共产党人的专利，非共产党员特别是非共产党员的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奢望。但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当官能发大财，卖官鬻爵现象出现，封建主义沉渣再度泛起，有不少“白身”也打起了当官发财的主意，但他们既无背景，又无钱财，只好干起“骗官”的勾当。

付森林，江西省高安市灰埠镇付家村农民。初中毕业后，他到广东湛江、云浮一带打工，后来跟别人一起做小生意，赚了几个钱。一次偶然的机会，付跟江西宜春地区的一位领导攀上了老乡，并经常寄海产给他，这位领导也偶尔给他回封信。看到这位领导又吃又拿，付森林眼馋，也想从政，但他一不是党员，二没有背景，再说文凭不高，钱也不多，当官这辈子也没他的份。于是，他花钱请人刻了中共广东省电力一局委员会、中共云浮市云城区委组织部和云浮中学、中山大学四枚公章，伪造了入党考察表、入党介绍信和组织关系材料及假学历、假干部履历等材料亲手交给宜春市委书记程传裕，说是他的那位地委老乡交办的，并出示了那位领导平时给他的信件。程传裕感到这位年轻人似乎与上层权力有某种神秘的关系，于是叫来组织部长陈国新及分管党群的市委副书记闵振鹏，三人研究后决定任命付森林为该市外经委副主任。这样，付森林就而易举地把官骗到了手。

付森林骗官是自己伪造档案，骗官过程也比较简单，所骗之官也只不过是个正科级。与之相比，内蒙古伊克昭盟的郭爱宏骗官过程要复杂得多，所骗之官也要大两级。郭爱宏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煤炭公司职工，初中毕业，当过卡车司机。郭爱宏也是靠伪造档案和暗示有权力背景来骗官的，但他伪造档案是通过四个管组织人事工作的人来帮忙的，并盖了28个公章，这些公章个个是真的。通过这些人的帮忙，郭爱宏伪造了中共党员身份和包头市周阳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周阳县检察院刑二科科长、周阳县金山镇副镇长、内蒙古准格尔煤矿公安处政工科科长、政治处副主任的干部履历。准格尔煤矿公司党委书记宋瀚峰认为郭“是领导的亲属，有后台”，便推荐他去集宁市挂职。郭爱宏亲自将挂职函件送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乌兰察盟盟委组织部，骗取了集宁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员会书记职务。

付森林和郭爱宏骗官的成功，当然是一种政治腐败，但这腐败的责任不在付森林和郭爱宏，而是那些认为他们“有背景”便给官的地方当局和共产党垄断官职的政治制度。相反，郭爱宏当了两年集宁市政法委书记，查了不少案子，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好评。郭爱宏在法庭陈述中说：“在集宁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我深深地知道腐败问题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危害，我时刻在提醒自己，为了报答组织和领导给我这次学习锻炼的机会，所以我基本上能按党的政策和原则办事，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查处了一些案子。”郭爱宏案曾在全国引起轰动，检察机关以“伪造国家公文罪”和“招摇撞骗罪”将他起诉到法庭，但这使法庭大为尴尬：依照法律，共产党员档案不属于国家公文，郭爱宏没有伪造公章，所有材料上的公章都是真的，伪造国家公文罪难以成立；郭爱宏当了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后，确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比那些贪腐的、昏庸的真官称职得多，说他“招摇撞骗”缺乏事实根据。因此，法庭宣布：鉴于本案复查，判决日后宣布。

农民付森林骗取了一个低级官职，工人郭爱宏骗取了一个中级官职，而毒贩出身的周昌平却凭着一种“特殊的关系”骗取了好几个高级官职。周昌平是贵州独山县的一个农民，书只读到小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广州打工，后在中缅边界贩毒，赚了很多钱，因此也在广东认识了不少体面人物。1990年，中央某高级干部的妹妹来广东某地修养，当时她已八十高龄，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外，很少有亲人在身边作陪。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昌平与这位老人的儿子在广州相识，当他得知对方是中央某高干的儿子，便竭力巴结，说老人孤独，他自己闲着无事，可以代为照顾老人。老人的儿子因业务繁忙，便答应了。有了这样的机会，周昌平使出浑身解数，使老人十分满意，认他做了“干儿子。于是周昌平决定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去混个一官半职。中央某高干（究竟是哪位高干，中国媒体不敢透露，但权势、地位一定很煊赫）的妹妹在广东修养，地方官员都竭力巴结，周昌平竟也成了巴结的对象。1991年，周昌平试探着提出当官的要求，马上就被安排到广东清远市的一个开发区当了办公室副主任。由于他是中央某高干的“侄子”，根本用不着伪造党员档案、干部履历和文凭等材料，一切都“名正言顺”。干了一段时间，周昌平又成了这个开发区的负责人。不久，解放军某陆军学院校务部部长裴某（由于中国新闻界不敢或不肯透露这些“某”们的真姓实名，笔者也只好以“某”相称，下同）来到开发区，与周相识。周提出想当个军官，裴为了巴结这位中央高干的“侄子”，便一口答应，但表示要有人推荐。周又通过层层关系，找了一位也想巴结中央某高干的与军界有关系的某高官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周昌平又成了某陆军学院企业管理局副局长，穿上了佩带上校军衔的军装，俨然是一位正规军的副师长。4个月后，周昌平随电视剧《井冈英魂》摄制组从北京来到江西吉安地区，他利用以前的贩毒所得，向摄制组投了资，剧组给了他一个“监制”的头衔。此时，周昌平已经拥有中央某高干“侄子”、副师级军官和电视剧监制的高贵身份，这令江西的地方官们刮目相看。他对吉安地委书记杨某说：“你看我能不能来吉安挂个职，当个副专员？”杨某正求之不得，立即向省委汇报，省委即表示同。于是吉安地委组织部向某陆军学院正式发出了商调函，不久江西省委组织部正式任命周昌平为吉安行署副专员。挂职期满后，周昌平又“调”到西南某军区任蓉泰公司副董事长，并持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工作证。要不是吉安地区公安处交警支队的一个领导人因贪污案供出了周昌平，他还有可能当更大的官。

参加骗官的，也不完全是“白身”，还有已经作官，但嫌官位不够高的人。原海军某部副司令员亓传新1997年转业到广西北海市广播电视局任党组书记，后又调任北海市海防办副主任（副厅级），他还嫌官小，于1998年5月5日伪造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的信件，用特快专递寄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李兆焯。信中说：“传新乃胡昆之女婿，世友之孙婿，江主席日前说，要安排好，使用好”。广西自治区查后得知，亓传新在七十年代的“西沙之战”中是个战斗英雄，但他不是胡昆将军和许世友将军的女婿、孙婿，且叶飞没有写过这样的信，江泽民也未关照过。三个月后，亓传新见无动静，又伪造了一封两个老将军（朱军和李栋野）给中央军委建议重用亓传新，中央军委某副主席转批广西自治区军区司令员刘国裕的机要信件，并于8月13日让其妻子的表弟许录凯冒充总政机要员亲自送到广西军区，第二天又冒充总政领导打电话到广西军区追问“机要信件”是否收到了。由于亓传新的表演太劣拙，不久便被识破了。

由以上骗官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骗官不过是某些人谋取官职的一种不正当手段，它本身并不腐败，但诱发骗官的背后因素是一种腐败，而且是一种极端的腐败。消除不合理的“白身”现象，改革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官职向全社会开放，是杜绝这种极端腐败的最好办法。

骗官是“官外交易”，卖官买官既是“官外交易”，也是“官内交易”。除这两种腐败外，还有一种纯“官内交易”产生的腐败，即“官杀官”。在中国，“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一条铁的定律，谁都想自己的官职比别人大一点，所以在官场中互相倾轧是常有的事。但到了目前，官场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屡屡出现“官杀官”的惨剧。所谓官杀官，并非当官的亲自动手杀死政敌，而是雇人杀，所雇杀手，基本上都是流氓地痞，或“两劳”释放人员，这就是说，“红”与“黑”已经沆瀣一气，形成了一股危害极大的反社会势力。

最早的官杀官事件也发生在江西省。1994年，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想取代县委书记胡次干，用其他办法挤他不走，便雇佣劳教释放的余军用汽车撞死他，但只将其撞成轻伤。不过，胡受到惊吓，没有多久便调走了，陈锦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委书记。但他当上书记后，副书记万先勇与他不和，陈感到此人是他仕途上的一大障碍，便又雇佣余军杀万先勇。1995年11月2日，余军、陈家友、吴献忠等杀手将万先勇刺成重伤。奇怪的是，陈锦云的两次谋杀，当时的南昌市公安局长曾新民都是知情的，但他都当做不知。后来陈家友被抓，曾新民也因受贿被抓，内幕才被世人所知。

1994年10月21日，山东省农村经济发展中心总经理王家斌夫妇被人枪杀并焚尸灭迹，久未侦破。7年后，凶手张昌文被抓获，张供出此乃张程震所指使。张程震，1926年9月出生，1939年3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共鱼台县委书记、济宁地委副书记、聊城地委书记，1984年4月任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山东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1993年12月离职休养，2000年9月21日因病死亡。经司法机关查实，张程震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后，曾兼任该省农村经济发展中心董事长、总经理，1988年5月卸任后由王家斌接任总经理一职。王上任后发现张程震及儿子有滥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等经济问题，便向司法机关进行举报。张因此怀恨在心，产生雇凶报复杀人恶念，并一手策划了张昌文、王印兰枪杀王家斌夫妇大案。

海南省琼山市副市长吴正养得知自己将调任有职无权的市政协副主席，而与自己一向不和的市教育局长吴大钦将接替副市长职务，便与该市龙桥中学校长吴川礼密谋，收买吴川礼原来的学生，后在社会上“混”的梁振江、王乃宾等人，于1995年8月16日刺杀了吴大钦。

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想“扶正”，但局长杨明奕的存在是个障碍，在使尽了各种手段无法达到目的后，便花3万元钱收买了黑社会杀手，于1997年4月16日用硫酸将杨明奕灼成重伤。

辽宁省抚顺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永清调任司法局副局长，虽然是平调，但他极为不满，因公安局副局长的实权要比司法局副局长大得多，在他看来这是降级了，于是收买了劳教释放的刘正平等人，于1998年12月30日刺伤了司法局局长聂忠理，后又于1999年3月26日刺死了县委书记李显英。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徐建设是靠着乃父的背景（商丘市市委书记）爬到这个位子的，当他再想“进步”时，却遇到了阻力：市建委副主任兼市规划局局长李文忠认为这个纨绔子弟不懂业务、不学无术且飞扬跋扈，不同意他担任自己的副手（市规划局副局长）。仕途一路顺利的徐建设哪里忍受得了，便雇凶于1999年1月3日将李文忠杀死在自家门口。徐建设为雇凶杀人耗费近50万元。徐建设自己坦白：“我想我正是来钱、进步的时候，谁阻拦我，谁和我过不去，我就和他过不去，我就要报复他，灭他。

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书记李长河，因其在任舞钢市（县级）市委书记期间乱集资、乱摊派，受到该市八台镇副镇长吕净一的抵制，积下怨恨，罢了吕的职务并利用职权将吕打入牢中。吕净一出狱后，收集了李长河贪污受贿并长期包养四个情妇的证据，准备控告。李长河担心罪行一旦败露，他将身败名裂，于是通过舞钢市棉纺厂厂长鲁耀民收买了来自齐齐哈尔的入狱假释人员刘国兴和倪志红，于1999年6月18日闯入吕净一家刺杀吕净一夫妇，吕妻被杀死，吕本人受重伤（吕中了十多刀，凶手误以为已死）。

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局长薛文勋于1997年被“调整”为有职无权的局级调研员后，一直对他的继任者朱其林怀恨在心，授意其司机段鑫贵花钱找人对朱其林实施报复。经过几年的精心组织策划，2000年3月31日晚，段鑫贵与另外两名帮凶何李俊、董加管在朱其林的住宅埋下了10箱炸药，次日凌晨4时引爆，将朱其林一家3人炸死（朱其林本人幸免于难）。

村官在我国是最低级的官职，本来是没有人争的。但各级政府大兴土木，圈田圈地，村官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官职。2003年8月19日福建省闽候县廷坪乡黄埔村举行村委会主任选举，现任村委会主任肖书浙担心另一候选人肖书建获胜，于是收买了两名杀手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至，在选举现场将肖书建当场枪杀，然后迅速逃离。

充满血腥味的官官相残前几年都发生在男性官员之间，而今年却出现了另类，官场冒出了女杀手。朱迎晖和杜荀珍都是浙江省国税局人事处的干部。朱34岁，是经济学硕士，1993年参加工作。杜38岁，退伍军官，1995年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国税局工作。两个人都是“第二梯队”的人选，2002年3月同时被下派挂职，朱迎晖到绍兴市国税局当局长助理，杜荀珍到湖州市国税局当局长助理。2004年，浙江省国税局人事处拟增设一名副处长，在朱、杜二人之间挑选。志在必得的杜荀珍自知考试考不过人家，便托人在考试中“想办法”，但7月12日面试后仍然不理想，成绩在朱迎晖之后。7月15日，杜让其妹妹杜海珍找“东北大哥”王世林帮忙。三人商量了多套方案：对朱以抢劫的假象将其脚骨打断，泼硫酸毁容，拍录像曝光其隐私等，而这些方案的实施就由王世林负责。7月26日，朱迎晖被“任职公示”，将出任国税局人事处副处长。7月27日晚10时40分，朱便在绍兴住处遭杜荀珍派出的杀手的毁容。

目前中国又爆出了黄金高事件，福建省连江县县委书记黄金高六年来防弹衣不离身，每天上班都穿着。据他自己说是由于反腐败受到压力，穿防弹衣是防止黑恶势力报复。但在笔者看来，除这个原因外，可能还有一个不便说出的原因，即防止政敌的加害。在中国官员中，穿防弹衣或采取类似防护措施的人绝不会只有黄金高一个人，但只有黄金高一个人将纸窗点破。

对于此类官场血案，若不是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人们倒是宁愿信其无不愿信其有的。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凡是为官之人，往往都是讲身份、讲礼仪、讲修养的表率，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恶，攻讦，最多是耍些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小手段罢了，而不会干出这般杀人害命的大案，但事实无情地证明，这等善意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了。

官场的竞争与倾轧，中国古已有之，但没有达到过现在这种白热化的程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官位的“含权量”和“含金量”极大，追求者甚众，官位庶几成为了最稀缺的无形“软资源”。机关事业单位等待提拔的队列，一天比一天加长。尽管已经膨胀了机构，已经尽量增多了可以升迁的职位，已经努力添加了不少括号干部，但官位之供应相比于官位之需求，还是供不应求。二是当官的“路径依赖”只有一个，即靠共产党的恩赐，也就是靠党委的恩赐，靠组织部门的恩赐，靠党委书记的恩赐。中国最大的悖论是，“人民公仆”不是由人民选出，而是由“老爷”推出，这就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的制度是造成卖官、骗官、杀官的根本原因，是万恶之源。当年李长河案发生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曾批示“要追查李长河的使用背景”。这个批示或许说到点子上了，但“使用背景”绝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现在胡锦涛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了，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答案是：不能。只要不废除“党管干部”这个荒唐的制度，10个胡锦涛也无能为力。

已经有人站出来声讨中宣部了，还有人站出来声讨中组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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