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如何面对社会抗议

当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开始以后，银川市长有出面道歉。不过，在银川市长对市民的所谓“道歉”中，并无一字对市政府巧取豪夺之乱政的歉意，而是施展权术，玩弄字眼，再次将责任转嫁到“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这真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真正煽动这次罢工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正是朝令夕改、作威作福的银川市政府吗！

每一次使中共政府丢脸的群体事件过后，中共总可以及时地找出一些“别有用心者”，栽赃陷害，转移矛盾，殊不知，正是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这种以无辜者的自由为他们洗刷责任的做法，为下一次更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制造群众基础。

由于中共不肯正视各种群体事件的根源，不从根本上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并漠视民众的理性要求，堵塞正常的申诉和诉讼渠道，最终只能使弱势群体形成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而对“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肆意打击，又使得民众在上访或集会示威等事件发生时，为降低个体的风险，产生出一种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以形成保护的心理，可以说，中共对法律的随意运用，及其杀鸡骇猴的拙劣做法，对历次群体事件的酝酿和迅速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破坏稳定”的能力，绝不是“少数别有用心者”能够比拟的。

单从运作技术上讲，在引发风潮的相关规定发布后短短的几天之内，“少数别有用心者”也没有可能将6800多辆出租车全部“煽动”起来，集体罢工事件的发生，背后是一种忍无可忍的群体心理。这在罢工前的上访行动中已有显现，但是银川的官僚体系对此似乎没有觉察，直到罢工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的颜面丧尽之后，才回过味来，开始照自己脸上打耳光。

为了避免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中共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广布眼线，肆意拘押无辜，但是在这个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很可能在一种“大闹大解决”的无奈心理驱使之下，以中共意想不到的方式形成合力。压得越狠，反弹越大。假如某一天，在北京的街道上突然冒出万人计的抗议人群，从目前的民众情绪看，应该不会令人吃惊，而在民怨沸腾而无处申诉的政治氛围之下，这种事件的形成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专政机关的布局再严密，总有防范不到的时候。而在长时间的压抑之后，任何成规模的聚会都有迅速聚集、星火燎原的可 能。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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