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2月被南开区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在2001年4月来天津市李港监狱进行服刑改造，于2003年6月8日提前释放，获得减刑4个月。
本人因在李港监狱服刑期间身体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和伤害，身体至今未能恢复，不仅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而且在精神上的创伤，而且在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严重。基于上述原因至今未能成家，对生活失去信心，整日意志低沉，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心境苦闷，悲观绝望，有时存在自杀念头。今年曾经去过山西五台山，准备出家，可是一想到曾经残酷虐待我的壬陟、张万成两位队长还逍遥法外，当时我又改变了主意，又从五台山重新来到北京继续上访，滞留在京，长期上访，仍得不到解决时，有时产生了过激行为，闯过人民大会堂，“五一”那天下跪国旗，7月1日那天冲入国旗警戒线，7月2日上午9点多，上了中央组织部大楼，8月4日 9点多，到了美国大使馆寻求人权（朝阳分局将我拘束留15天）。地方政府把我接回后，李港监狱来了几位负责人，当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第一是要求监狱领导从严惩治壬陟、张万成两位队长，第二要求是给我一定的经济赔偿。李港监狱领导以证据不足，无法查证为由，无法追究两位队长的责任，只能给我一定的困难资助费。既然证据不足，无法查证，为什么要给我6万元的困难资助呢？从李港监狱释放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别人连一分钱的困难资助费都没有呢？证据不足，无法查证的电击事实不攻自破，显而易见。假如两位队长电击的事实不存在，我在释放前，也就是在2003年5月8日下午，当着张万成的面，我向杨监狱长和壬政委流着眼泪诉说壬陟、张万成两位队长电坏了我的小便，使我失去了一个做男人的尊严。我出狱后一定要控告张万成、壬陟两位队长。在2002年5月16日下午对我进行的残酷虐待和造成的人身伤害，当时张万成为什么连话都不敢说呢？假如电击的事实不存在，我都告到北京，张万成、壬陡为什么不向检察院起诉我诬陷诽谤罪呢？假如电击的事实不存在，我出狱后为什么跑遍天津的各个上访部门，以及后来发展到北京，当知道北京信访部门无实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时，先后去过中南海多次，玉泉山、钓鱼台国宾馆、中纪委、司法部、天安门广场，闯人民大会堂，上过中央组织部大楼，以至后来到五一下跪国旗，美国大使馆寻求人权，冒着极大的风险，可以说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充分说明了我受到期非常残酷的虐待，无论从电击的时间上和手段上，在中国监狱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比较罕见的。
我为了上访，在外面的露天不知睡过多少个难忘的夜晚，光花费就近两万元，以后连一分钱都借不出来，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吃的苦和受的罪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李港监狱想用6万元的生活困难资助费后，让我抄写监狱早已拟订好的保证书。，当时我真想不抄写保证书，因为在谈话时的第一条就是监狱领导要从严惩治两位队长，第二条才是经济赔偿问题，也就是说赔偿是以严惩两位队长为前提，为条件，否则赔偿就失去意义。而李港监狱在这件事上却本末倒置，意思是赔偿完后，要求我不要追究两位队长的任何责任。显然，监狱方面是有意包庇两位队长的罪行，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让我追究两位队长的刑事责任。李港监狱的领导这是在执法犯法。我知道不按李港监狱的要求去做，他们也不会把钱给我，虽然距我要的20万元还相差甚远，我想钱先拿到手再说。于是我就极不情愿的抄写那份李港监狱早已拟好的保证书。两位队长给我来来就特别困难的生活如同雪上加霜，而且又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由于我上访有时的过激行为，给北京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多少金钱都无法挽回的，与这两位队长直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是世界警察，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在联合国和一些世界大会上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大使馆前打条幅，朗读诗词，中国的人权问题又一次在美国使馆前曝光。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弱势群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以实事求的态度向党中央领导控诉地方行政，司法腐败官员侵犯我们上访人的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拯救冤民是上访人向党中央发自内心的呼唤，依法给予公正处理问题是上访人坚强不屈，永无休止的信念，能否实现是上访者对党中央的渴望和期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行政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款、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第十七条规定，我向李港监狱提出的经济赔偿是完全合理的，依照国家有关最新《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总是的解释》的条文来提出来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最低标准。而李港监狱负责人以生活救济为名，以两万元底价和我进行讨价还价，还说什么我出口要20万元是狮子大开口。我家虽然经济特别困难，但我想如果不发生电击之事，我完全可以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劳动会逐步改善生活状况，过上美满幸福生活，而壬陟、李万成两位队长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和伤害，使我至今未能成家，身体存在许多病症，使我今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可以说给我的人知道路设下了重重障碍，是多少金钱都不能挽回的，虽主国家还未设青春损失费这方面的问题，我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会逐步健全完善原来法律所不具备的条款，所以我着重重申，检查部门一定要抓紧时间调查我的受害材料，追究两位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作为一名严管队长也就是目击证人之一的金大亮，一执法犯，二是在那样场面，完全能够制止壬陟、张万成的残酷虐待，为什么不加以制止呢，假如金大亮当时能够劝说、阻止壬陟、张万成两位队长，也许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残暴局面。目击证人之二陈健国，天津红桥区人，因为是监狱某领导的门子，干上了严管队的杂役。由于在2002年农历腊月29日上午，由于我连续报告有病，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都未解大便，他进来后对我就时行殴打，由于我忍无可忍，回手打了他嘴角一下，当时他嘴角确实流血了，当时狱政科防暴队的不少队长正在警卫室开会，从监控上看到了我与陈健国在打架，进屋后把我拉出来立即带上戒具这时陈健国过来就要打我，狱政科薄科长把他给拦住了紧接着过来几个防暴队长，各拿着警棍对我头部进行了电击，电击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后来我就说可怜我吧，长期无人接见。我不断重复这句话，一位防暴队长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就这样我带着手铐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时的禁闭室特别阴冷，晚上只给我一个小薄被，我躺在冰凉的床上盖上薄被冻得我直发颤。第二天是金大亮值班，金大亮拿着警棍想进禁闭室电击我，我说：“你要是敢电击我，我就把头向铁门撞去。”叫我这么一说，他没敢用电棍电击我。原来每天给我三个窝头，中午两个，晚上一个。那天金大亮说，关了一个月还那么有劲，这回每天给他两个窝头。当时我想不通，看到中午只给我一个窝头，我就没吃，金大亮知道我不吃饭后，对陈健国说；“不吃好办，过几天给他灌面粥。”我想他们说得到，办得到，我还是吃吧，最好能活着出去。就这样，我天天从早6点一直坐到晚9点，中午都不让我休息，吃完饭后就让我坐板，解大便时，陈健国开始就给我一条二寸见方的报纸，后来干脆连报纸都不给，让我水洗。春节时从初一到初五每天给我一个馒头，给点咸菜。陈健国对我说，过节了政府一天给你一个馒头，一次你还是分两次，我说一次都给我吧。初五以后每天还是给我两个窝头。记得有一天，杨监狱长和其他领导视察禁闭室时，我哀求杨监每天再给我加一个窝头，杨监语气非常强硬的说，不行！我在那样的环境里手铐脚镣带了18天后，把我从禁闭室转到集训队。在集训队又呆了半个月才把我放出去。春节过后，张万成领着几个犯人去禁闭室里干活，我说张队过年好，张万成用手指着我说，陈作亮出去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壬陟、张万成对我的残酷虐待的两个目击证人能否说实话，不言而喻。
根据《刑法学》中谈到的刑事责任问题：刑事责任的功能中明确提到一个人犯罪，只要他的刑事责任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司法机关就有权随时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从而给他以刑法处罚。壬陟、张万成对我的残酷虐待完全触犯了我国的有关法律，虐待被监管人员罪。
由于我的上访，我的养女（严明花，19岁，吉林省舒兰市小城镇）的学业也迫于停止，去哈尔滨打工，家里只剩下年迈体弱多病的岳母大人，自己过着艰难的生活，靠外孙女寄来的钱，进行治病和生存。我的儿子让我弟弟抚养，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场无休止的上访。所以我一定要追究两位队长的刑事责任。
控告人：陈作亮
2004年9月2日
该份控诉材料包括七页附件：
1、卷宗（人民调解委员会）；2、人民调解文书格式调解申请书；3、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编号：04，08，2号）；4、人民调解协议书；5、人民调解协议书附页；6、保证书；7、收条。现以扫瞄形式发送其中两页（6、7页）
另发一份陈亮写的《中国冤民在呐喊》的控告书一份。
陈作亮的联系电话：手机 13820755817，欢迎媒体采访。
天津陈作亮冤案证据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