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维权”是统治人民的现代精神鸦片。
只有“旗帜鲜明、坚忍不拔、学理深厚、声威浩荡”的当代民运才可迫使集权统治作出必要让步。
胡锦涛的大动作要等江泽民过世，但同时，受制于“太子党”。后者，是他很难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主因。
“中共斗争史”，其接班的血腥和痛苦，根源于“权力斗争”和“民运兴起”的两个最初原因。
不能用民主制度的程序化是非套用集权政党接班制度的实践“适应性”。事实上，中共就是在这种接班制度上成功统治到今天。
胡锦涛的明智、保守和顽固是他注意到胡赵下台的重复教训和经验，放弃了从来没有成功的虚假“政治改革”，反而，提出强化“执政能力”，最终成功领受了军权。
“民运民主派”再提什么要求中共“政治改革”，其“愚不可及”要打屁股了！
“中共改良派”和“反叛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派”是民主进程天然的相关联、既斗争、又联盟的双胞胎。
民运从中共军权的成功交接, 其“团结统一”“权威凝聚”的再一次显示，是民运再一次不可同日而语的！
没有深邃思想、没有高贵精神、没有坚韧道统，没有后天的一切锻造，则民运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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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主流舆论对中共四中全会的军权接替和“加强执政能力”的消极意义十分清醒。请看：
江泽民辞职是否能给中国带来一片光明
胡锦涛成中国新统帅政见与江无根本区别
胡锦涛地位虽稳 无助中国民主化
江核心退位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的进步
不祥之兆：新独裁者出现， 胡锦涛开历史倒车
胡锦涛接军委 台湾朝野：不需乐观期待
胡锦涛并非温和派
胡锦涛 “政治辅导员”
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政治遗腹子，六四血债的欠债人
历史证明了所有寄希望于中共的人最后必然都要以失望告终
这是经过否定去年“胡温新政”幻觉的全面提升。
随着孙志刚案件摆平，刘荻释放的“昙花一现”，（只能表示谨慎的欢迎）“血盆大口”就冲着罗永忠杜导斌而来。及至今天抛弃虚伪的“政治改革”，反其道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民权上访的头子叶国拄、郑明芳被抓，昔日民主党人孔佑平重刑15年，“胡温新政”的面具彻底撕下了。
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1916年实行宪政，即便如此确切的“新政”，资产阶级立宪派仍不断揭露“预备立宪”是骗局，有力量迫使清廷宣布提前于1913年“完全立宪”。
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把胡温轻饶了个把名人，说成” 新政”，是由未经炼狱的体内外幼稚“独知”们的“一相情愿”。
其意在将民主进程纳入简单消极的“维权”和 “一切从零开始”的“民主启蒙”，使后来者脱离民运。有的毫无史实根据地插脚修改严肃既往民运史，损害民运传统，在去年曾经多少影响过舆论。
其“分道扬镳”的对象是以“民主政治”“制度再造”为旗帜的“当代民运”。目标是变“民主抗争”为 “合法维权”。举目四望，以上访为代表的“合法维权”以及种种“维权”案件，哪个胜诉了！？
如果，去年我们说，消极“维权”是统治人民的现代精神鸦片，为时尚早，那么，今天，我们如果不提示“消极维权”的幼稚错误，不揭穿每个时期的“反民运伎俩”，那么，人们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悠悠民运数十载，有根脉传统，有精神积淀，有严整理论，有道德勇气，有队伍集结，有民众基础，有济济人才，有国际气候，有代表人物，为何如此远离成功！？
善良的人们，不晓得民运文化隐蔽战线博奕的复杂和尖锐。
历次民运证明，不廓清对专权的幻想，就没有民运的前进。正因此，才有今年本土民权运动的“起色”和体内的新觉醒。
当代民权运动，没有新旧之别。
哪次民运不是打着“合法、和平”旗号！？ 哪次民运不是首先“维权”！？
所谓“新维权”运动的罗永忠杜导斌案件，哪个逃脱了“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政治“诬陷诽谤罪”！？
消极“维权主义”曾经将自己和“传统民运”相区隔，寻求“第三条道路”，是“希望之路”，还是“死亡之途”？他们自己的回答终于是参与呼救“民主党英雄”秦永敏，参与“废除劳教”联名，参与呼救上访民权代表叶国拄、郑明芳！
这无疑是“民运道统”不断呈现和屹立的结果。
连曹思源这样自以为有力量影响共产党的“民间学者”也认为“江泽民去留与中国政改无关”。
今年初，曹思源在美国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接受了民间学者专家的建议，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
“人权”入宪果真“是中国领导人了接受民间学者专家的建议”吗！？
我以25年“人权”入宪路，回望“中国人权宣言”及“同盟” 的抗争史实为据，直接以文章标题指出是：当代民运以自由和热血迫使中共仅仅将“人权”字眼载入专制宪法！
只有“旗帜鲜明、坚忍不拔、学理深厚、声威浩荡”的当代民运才可迫使集权统治作出让步。
胡绩伟在“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中肯定了“自下而上”民运的重大作用，赞许了胡耀邦“对西单民主墙是密切关注、热情支持和尽力引导的”。
文中透露，1979年2月15日，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余焕春，在会议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西单民主墙剖析》。我在1979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根据这个发言，也介绍过西单民主墙的情况。
文章指出，如这年12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文章还指出，1979年3月，（应为1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
郭罗基在“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中透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员中，与西单民主墙发生联系的只有严家其、王若水和我三个人，后来都挨整肃。
中共体制内不乏“研究所”和专家学者，缺的是决裂于专制的“反叛共产党人”。
89民运之后，大陆“民间学者”“民间研究所”，如果不沦为人家的粉饰面罩，不堕落为人家监视、制约“民主派”的工具，就算很有骨气了。
方觉一变往昔的立场，发出了不同于上述主流的声音，在“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关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认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出现了一些发展、改革、开放的积极倾向。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求深入开展反腐败，愿意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将推进若干开展党内民主的步骤。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执政党的运作体制。（关于四中全会的这些陈词滥调，请看上述主流舆论的回应。）
可见，中共领导的“发展、改革、开放” 不仅是方觉的立意和追求，也是他对中共的冀望。
方觉流亡美国以来多次否定了中共第三、四代对民主政治有积极作为，认为“大变革要等到第四代下台之后”。“中国的制度转变必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国际压力、反对派、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的开明人物”。并且，希望“产生新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
今年和去年比较，方觉的自身立场和对中共政治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要求中共“制度转变”的立场转到赞赏中共“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
这是方觉放弃“产生新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脱离“反对派”立场的根本位移。简言之，是从坚定的“反共”转到温和的“冀共”。当然，任何人有持有立场、改变立场的权利，不可干涉。
可是，对于民运来说，这关系到坚持“民主政治”的旗帜，揭示专制党国的固有本质，不断阐明民主派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战略。就是说，民运的本份不是满足于消极“维权”。
今年，本土启动“民运道统”的思想准备，提出“六四”新文化运动，酝酿“民运9点共识”，出炉“民运道统”总汇，把秦永敏及全体民主党人，和蒋彦永作为同类英雄来呼救，联名取消“劳动教养”要求尽快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等等，这一切，是基于民主派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战略，基于“民主政治”的旗帜。
可见，“民运政治（文化）”和“公民维权”的基本分野。
我们经常揭示和不同群组的各种区别，并非显白民运的高远寥廓、不同凡俗，实在是我们护卫这个事业，免于歧路的实际需要，是有内容可论证的。
四中全会决议“加强执政能力”是对自身“政治改革”目标的反动，是更为赤裸的“强化集权独裁制度”。“政治改革”将从中共“政治词典”中消失。
念念不忘中共“政治改革”，是幼稚“独立文化人”和不了解中共之媒体的梦呓。中共“政治改革” 是“一党政治”内的行政完善，其内涵是 “扩大党内民主，强化一党集权”，与宪政目标毫无相同之处。
本土民运早已放弃了“敦促中共政治改革”的幻想，其独立的口号是“政体改造”“政治变革”“制度再造”，包括方觉上面持有的“制度转变”立场。我注意到，李国涛用“制度变革”似更为确切。
“民运民主派”再提什么要求中共“政治改革”，其“愚不可及”要打屁股了！
但也不必直接反对中共“政治改革”，因为，同“平反”“正名六四”一样，可视为民运同“中共改良派”联盟的“近程目标”、“初级纲领”。
综观“中共斗争史”，其接班的血腥和痛苦，根源于两个最初原因，即“权力斗争”和“民运兴起”激化了中共内部的接班矛盾。这两个最初原因还互为因果。
刘少奇、林彪的下场属于“权力斗争”，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属于“民运兴起”，华国锋的下场是二者兼有。
如果没有“86学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胡耀邦不会被迫辞职。
如果没有“89民运、6、4抗暴”，“反动乱不力”，赵紫阳不会被迫下野。
华国锋退位，除了“权力斗争”，还是“民主墙”打下了民意底子，是中共“开明改良派”领袖胡赵下野的反例。
“中共改良派”含“反叛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派”是天然的相关联、既斗争、又联盟的双胞胎。
邓胡赵的“党内民主”改革带来的宽松，引发了78民主墙、“86学潮”、“89民运”、“6、4民主革命”。
胡赵又因为民运的历次兴起而遭殃，这是中共“政治改革”失败的一个证明，也是历次民主运动兴起的证明。“政治改革”和“民运兴起”存在连锁的共进共退关系。只要“政治改革”带来了宽松，必有“民运兴起”。反之，只要“民运兴起”，“政治改革”就告吹。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互进？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和民运都不死，都在硬撑着自己的“伟大”事业。
结果，中共的“政治改革”，从来没有真正搞过，民运也从来没有真正搞过！
二者都不能同时一蹴成功，但二者都进展不大。当权者搞坏资本主义，抢夺全民财富，制造社会不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腐败的同时，各社会集团言行的宽松度，在经过历次民运的不懈冲击后，专制海岸线在后移。
是不是试图使民运一方首先让步停止“民主抗争”，使中共一方首先安心“政治改革”改善“党内民主”进而扩大“社会民主”以待成功，最终“双胜同赢”呢！？职业民运及其献身者可免去牢狱之灾，流亡者准许回国。也许，是利于双方的可行方向，也许根本是幻想。
首先，工农市民的民权生存抗争谁来管！？北京镇压“9、18”上访游行前后，大规模的工农生存抗争有“风起云涌”之势。
“社会公正”和中共“坏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也是“大锅饭”和“私有化”的矛盾，还是“社会公正” “大锅饭”和未来“民主政治”的矛盾。既是体制的，也是人心的。
未来事变应该是中产阶级知识界“民主政治”和工农大众反私有化的联合行动，也是两者的冲突场所。中共的“坏资本主义”将是“民主政府”难以接收的烂摊子！“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复辟的可能。公私兼有的“混合经济”才适合中国。
在此，应该重复的是：
86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89民运至使赵紫阳去职，这并不是“民主运动”的罪过。而是中共开明领袖既愿意保护学生又必须压制民运，既无力阻止民主，又无能抗拒强权，既无意支持自由，又畏惧决裂独裁的分裂的开明共产人格本性使然， 这是真正的悲剧之在。
因此，不能简单解释为中共的接班制度有问题，它是和“权力之争”，和“民运兴起”密切相关的。不能用民主制度的程序化是非套用集权政党接班制度的实践“适应性”。事实上，中共就是在这种接班制度上成功统治到今天。
江可能在等待胡锦涛胡赵式的错误出现，但没有等到。
胡锦涛的聪明、保守和顽固是他注意到历年胡赵下台的重复教训和经验。第一，放弃了从来没有成功的、失败地虚假“政治改革”，反而，提出强化“执政能力”；
第二，在民权上访运动兴起但没有达到“89民运”规模的关键时刻打击民运，满足了江和专制需要；因此，最终成功领受了军权。江胡的共同明智免除了最后一次接班危机。
根据规律，中共大的制度变动和前任领袖权威如毛如邓的过世关系极大。舆论都没有注意到，胡锦涛如果有大动作要等江泽民过世。当然，还要考虑开放时代国际政治、经贸关系的制约。但同时，受制于“太子党”。后者，是胡锦涛很难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主因，除非，“太子党”也想变天。不过，谁是“变天”领袖，则另说了。
而且，变天与守旧，无论对于谁，都是“一念之差”，根据现实的利益需要，可以毫无原则。
第四代“江胡温曾”体系是“平民党”“太子党”联合统治“中华远东大帝国”的合理体系，可能是天意的象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第四代党政首脑胡温均非江嫡系，并给他们留下遗恨。
因此，布局第五代“党政军”首脑早已成为江曾“上海帮”的运筹。军队第五代易于掌控并已经布局完成。如果，薄希来是“太子党”第五代的总理第一人选，那么，第五代总书记的接班人一定是胡锦涛钦定的“平民党”。
依然是中共“平民党”“太子党”的联合统治结构。
民运从中共军权的成功交接, 其“团结统一”“权威凝聚”的再一次显示，是民运再一次不可同日而语的！每个民运的献身者应该引为惭愧和羞耻！
民运没有专属的本土依托，没有本体的财政来路，没抢没炮，没有物质，先天不足，再没有人心凝聚、没有深邃思想、没有高贵精神、没有坚韧道统，没有后天的一切锻造，则民运什么也不是！
号召中共武装力量反戈起义，须有足够政治道德资源的“孙中山”。
一切有志者，在民运的赞颂、辩论、批评和监督中首先寻求思想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