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虐待和自虐综合症 如果说虐待狂心态是中国人的遗传性疾病，五十五年的共产党统治则为这种疾病火上浇油。共产党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党派，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为行为模式。自从它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带来了更为剧烈的血腥杀戮。建政之后，在合法的外衣之下，嗜血杀戕更变得肆无忌惮，还把这种党派虐待狂心态灌注到了我们民族意识中去，通过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日常生活等，进一步强化、放大了这种集体虐待意识。从土改杀戮地主及其家庭，到虐杀右派、派系殴斗、天安门屠杀，多少淋漓的鲜血和无辜的生命，培植出了民众心理深处的恶之花。
由于中共主导心理自闭，虽然经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民众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人权观、人性论依然缺乏浸润，虐待狂心态依然甚嚣尘上。不久前，中国信息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82.6%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枪杀妇孺和战俘。这样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但是如果我们留心最近的新闻，会坚信这一结果并不偏颇。据报载， 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一门卫狂伤15名儿童， 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这些歹徒面对无冤无仇，天真烂漫的儿童尚且杀人不眨眼，如果上了战场自然会成为杀人如麻的恶徒。
崇尚暴力，缺乏爱心，唯我独尊，顺昌逆亡，这是典型的虐待狂心态，又是中共行事原则的真实写照。
他虐也许还不是被扭曲的中国人心理的全部，不少人还明显地表现出自虐倾向。比如，同是一批人在扫平台湾的疯狂叫嚣中呈现出虐待狂病征，转眼之间却又发誓说，宁肯饿肚子，也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如果不是具有自虐倾向，很难解释他们的思维逻辑。当然，有的自虐狂也许只是懦夫式的虐待狂－－由于还没有他虐的胆量，反转了心理指向，靠虐待自己来发泄。一旦时机成熟，这些自虐狂难保不会变成虐待狂。
二、事实恐惧症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这是台湾音乐人为六四大屠杀所作的歌曲《天安门之火》中的一句话，用来描绘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的集体事实恐惧症也十分贴切。恐惧事实，害怕真相，是中共典型的党病，随着中共年深日久的强化和影响，也渐渐侵害了我们民族的神经。事实恐惧症的常见症状是说假话，做假事，通过谎言和虚妄行为来逃避事实，歪曲事实。
中共建政后的大跃进运动，可以说是事实恐惧症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全国人民在党的魔笛里像一群中了邪的蛇一样翩翩起舞，叨着假话、空话、大话，做着自欺欺人、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互惠互利，鱼水交欢。不过，在这场谎言和愚行的游戏中，中共本身并没有像耍蛇者那么清醒，是他自己首先迷失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才吹出了那么让人丧失理智的笛声。
中国媒体的被定性为成党的喉舌，因此自然是传播谎言的载体。我们在报纸上种粮、电视上植树、收音机里建工厂、互联网上反腐败……根本不去在意现实中农民是否食不果腹，国土是否童山濯濯，工人是无业无岗，豪吏是否逍遥法外……像醉心于事实一样醉心于假话，真可谓半个多世纪的红朝奇景。一度成为共产党经济红人的牟其中的名言，也许是这种今古奇观的最好注脚－－“只要说过了，就等于做过了；只要做过了，就等于做成了。”
由于对事实的恐惧，除了自己掩盖事实、扭曲事实外，还要独霸话语权，独占信息资源，以阻止别人描述事实，揭露真相。实事恐惧症的现代版本主要体现在中共当局对于西方文明的排斥和异议信息的打压。中共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闭关自守理论来煽动仇视外来文明，大肆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打击异见人士，镇压思想异端，一切处心积虑的表演只为一个目标－－让中国人远离事实，迷失于虚幻。
凭心而论，事实恐惧症并不是这五十五来才产生的。它是中国人长期受封建专制和异族统治压迫的结果。但是，共产党本身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拼命地剥夺人民知的权力，独霸着意识形态，强行把本属于它这个党派的猥琐心理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终于使这种病征全面爆发。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五十五年来中国人基本的生存方式。
三、臆想症 个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臆想一般不会危害社会。阿Q躺在土谷祠昏黄的豆油灯下，心里叨念着大脚的吴妈和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对于乡间秩序并无大碍。但是，如果臆想症毒化了国民的集体意识，成为一种群体臆想乃至妄想症，甚至把臆想或妄想付诸行为，来狂做蠢干，那不啻将是一场民族灾难。大跃进运动就把这种集体臆想和疯狂行为统一了起来。人民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画家上亿、诗人上万的宏伟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像胡屠户的耳光迎面掴来，这才云开日出似地恢复了常人模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革卷起的连天黑风，国人马上又患上了阶级敌人臆想症。朋友成仇、夫妻反目、情谊破碎、猜忌横行。满脑子绷满了阶级斗争之弦的红卫兵们，能从烟盒子上的一片烟叶里看出十几条反动标语和蒋介石头像；旅店邂逅的一对陌生人，会因为夜晚听到对方的梦呓，把人家扭送革命公安机关……
虽然那些疯狂的岁月渐渐远去，中国人的臆想症并没有因此消退。在新的气候条件下，这些痴人说梦般的臆想症又采取了别的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盛行。近年来，堪与58年大跃进媲美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搞得如火如荼，招生人数突飞猛进，大学城建设日新月异。博导满街走，院士多如狗，已经成为高教发展史上的洋洋大观。与此相呼应，充斥于官方和民间的等待实施的臆想也从来没有绝迹。 “二十万条机帆船攻台方案”、“跨海筑坝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方案”、“原子弹炸喜马拉雅山改变青藏高原气候方案”、“引渤海水改造内蒙沙漠方案”、“东京大屠杀方案”……在互联网等媒体上掀起一阵阵恶浪，麻醉着我们民族的理智，同时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被党文化毒杀之后有可能做出的警世愚行。
四、失忆症 失忆症患者因脑神经病理变化而失去记忆力，我们民族的失忆症也许有一点遗传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洗脑术而病入膏肓。严格说来，中国民众的失忆症应该叫做选择性失忆症。而这种选择又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共产党当局选择好了哪些是要遗忘的，哪些是要记忆的信息来填充人们的大脑。
由于人类总是靠已有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患了失忆症的人其经验总处于零值，智力便日渐低下，几近痴呆；患了选择性失忆症的人则只会从零星的已有经验来判断新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的判断，事实上往往是荒谬的偏见。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其实就是靠这种简单的原理而大行其道。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当局封锁了他荒淫无度、草菅人命的种种恶行劣迹，只让人记忆毛的所谓开国大业，毛时代的所谓公正廉洁。这样的伎俩对于没有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人十分有效，因此就出现精神上的隔代亲。再如中国的民主运动历史，当局基本持完全封锁的态度，造成了后一代的民运人士对于前一代的民运人士及其理念、思想、经验的完全无知，使每一次民主运动的兴起都要从零开始，完全处于可以随时扼杀的襁褓状态。
五、失语症 五十五年来，中国人的集体失语症也日益严重。失语症的病因很多，具体到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首先是由于话语恐惧，也就是在恶劣的高压统治之下，为安全考虑不敢随便说话。因言获罪是五十五年持续不断的民族悲剧，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绝非都像当年东北的二王兄弟那样拥有枪支弹药和当局死拼，绝大部分人只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比如不经意间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就惹上牢狱之灾，甚至丢了性命。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现在虽然已经取消，但对付异议人士的招数却更加丰富，“煽动颠覆政府”、“泄露国家机密”……甚至拼凑一个刑事罪名就可以让说话者立即闭嘴。失语症的第二个病因是词语贫乏，无法正常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思考。由于当局长期霸占着话语权，封锁着新信息借助词语的传播，民众可资利用的话语实在是捉襟见肘。王小波曾经提到过一个云南老乡，受了知识青年们恶作剧的戏弄，想和人家理论，“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 这种几十年前的状况如今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大陆为数不少的人，甚至一些顶着知识分子名头的人，除了会半生不熟地重复、缀合当局的话语外，难得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思想的只言片语。失语症的第三个病因是思想贫乏，这是和词语贫乏相辅相成的。词语的贫乏使我们无法把内在和外在世界的现象纳入思维系统去指称、去判断，这样更加重了思想贫乏，而思想贫乏又使感知系统产生惰性，不愿去吸纳新话语、新信息。
诚如王小波所言：“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与其它的心理疾病不同，失语症具有明显传染性。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失语症迅速大面积扩散，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 当然，这种悲剧性局面近年来靠着互联网这个全新的话语平台，正在悄然改观。我们听到了体制外人群的呐喊和呼吁。虽然和十三亿沉默的羔羊相比，这些声音还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坚冰一旦打破，汹涌的话语潮水总一天会从天边席卷而来。
六、精神亢奋症 虽然十几年来，我们的民族心理总体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