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云南孕育了日本人? 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发表：2004-10-07 17:11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此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日本列岛兴起的“云南热”非但无衰减之势，反而一阵紧似一阵。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红土高原，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孕育日本人祖先的洞天福地？怎么转眼就成了日本人的“祖先”？
一、日本列岛 “云南热”风潮的策源地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2年，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一批批日本学者又直奔云南，他们踏入了滇南的西双版纳密林中，进行了艰苦的实地社会考察。在这批著名的学者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鸟越宪三郎。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4年夏秋，鸟越宪教授再次率队抵滇，随行考察的有大约30余名著名学者。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随之，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也卷到了顶峰。

在一阵阵“热效应”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学者闻风而动，他们争相对日本人提出的“倭人起源于云南”、“日本的发源地在云南省”等种种推论进行论证。此后，日本人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西双版纳)诸族等多种说法，甚而扩展到“佤族说”以及哈尼族支系的“爱尼人说”。

云贵高原诸族，究竟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二、“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彝族”之“彝族说”

“彝族说”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命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渡大海，以求长生不老之药。遇大风，幸存者抵澶州(今日本九州)后成家业，此为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另据《史记》，秦王室家庭属羌戎。羌戎历史迁徒，最后抵达西南，又成为今天云南彝族的祖先。“彝族说”还认为，因为鸟越宪、佐佐木、渡部等专家到云南考察后发现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孟兰盆节”，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而在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由此看，彝族应是日本人的祖先。就“彝族说”而言，当年漂落到澶州的徐福等三千童男童女，其实并非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山地民族之一。他们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在青海、西藏的广大草原地带，分布有“细石器遗址”，部分可能属于仰韶文化范畴，距今仅有6000年。然而，在出自羌戎的三千童男女尚未渡海之前，彝人的祖先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就创造了足够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在云贵高原的彝州---楚雄的沃土上，曾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恐龙，而“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则是距今800万年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上那蚌村的“元谋猿人”，那是距今135万年到170万年间的直立人，而“十月太阳历”则是彝人祖先对世界天文、历法的一大贡献；再从2700年前上溯到5000年以前的楚雄青铜文化中，还有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铜鼓---楚雄万家坝铜鼓。彝族铜鼓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传播，也曾经由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又到大洋州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至今，仍有早先制作粗糙而后加工更为精美的各式铜鼓，珍藏于东京博物馆。彝州大地，毕竟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它有着丰富的最原始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有着四通八达的传播渠道，但是，仍然没有在血缘和人种诸方面，证明彝族曾经是日本的“祖先”。

在日本列岛，“中国山”山脉横贯本州西部，其余脉延伸到纪伊半岛的腹地京都、大阪、神户和奈良。纪伊半岛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方。半岛上每年的同一时节，当地人都与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共享着“火把节”的欢乐。从其文化传播途径来看，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和长江支流的清水江，正是从滇川黔等彝族聚居区穿隙而过。那么，“火把节”习俗的源头，正好处于金沙江沿岸的云南北部(含滇东北)、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三个重要的彝族聚居区，自然，“火把节”习俗也就和长江流域的赛龙舟等等民族传统节一样，经由长江沿岸，传到了日本列岛的九州，再经本州或四国，直抵纪伊半岛。因为，从长江入海口到九州岛前沿的长崎仅460海里，到本州岛前沿的下关也仅为550海里。这一传播途径，不管我们从当时或今天来看，比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经由朝鲜半岛而辗转日本，都可谓便捷之道。

由于受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影响或相处在共同的文化圈内，一部分地域边缘民族如哈尼族、纳西族和白族等，也都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如同哈尼、彝、壮、拉祜、朝鲜、日本等民族都有打秋千的习俗的一样。因此，“火把节”、“赛龙舟”、“打秋千”乃至任何一种习俗，都不足以成为某一地某一民族“祖先”的起码旁证。

三、“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哈尼族”之“哈尼族说”

“哈尼族说”者认为：“在70年代，日本学者最先提出自己的祖先是哈尼族”。日本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在诸神中，日本族最有权威的“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就“哈尼族说”而言，日本族最早的宗教习俗与哈尼族“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样的。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在日本族称之为神道，即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这种“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值得提出的是哈尼族和日本族早期“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整个世界和整个中国大陆各民族中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因此，在南方的农耕社会广泛流行的是地母信仰和多神教世界。这样，哈尼族和日本最有权威的日神都为女性就不足为奇。

在日本早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中，无疑是以女权为基础的。传说中的皇族祖先就是“太阳女神”。公元3世纪的中国史书记载，日本“女王国”在部落中享有霸权，这种母系制度，应该是日本神话中“皇族是太阳女神的后代”的一种印证。总之，人类的父系氏族社会尚未从母系氏族社会崛起之前，世界众多的民族主要崇拜女神，这从古印度树神(女性)雕像，从古希腊文化，从标志出身血缘关系的姬、姜、赢、姚、晏等中国早期姓氏中，我们既可看到母系氏族社会至高无上的尊严，又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不同民族对“女神”崇拜的共性。

在“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中，哈尼族和日本族怎么又都会崇拜“谷神”呢？在传说中，日本的太阳女神曾在天上的稻田中任职播种，并将一些种子给了天皇的后裔去种植；在印尼巴厘岛，爪哇人的谷种则是地威斯利女神的赏赐物。在东方文化中，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壮、哈尼等等少数民族都有稻米崇拜，并相信稻米有灵魂。在云南思茅地区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哈尼村寨在亡者出殡前，要在亡者脚前放一碗红米饭，饭上置鸭蛋和双筷供其享用。出殡中，本族本家少男纵列跪拜，八人棺木从其头上抬过，并由长者边撒谷子、红米，边“叫魂”。何以如此？在东方文化中，人们都相信稻米是女神所赐，既然它有灵魂，则可视为亲戚而与之说话，那么，撒出去的稻米就会将其亲人的祈祷和祝愿，转告在天亡灵。

日本人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则以龙树为神圣。龙树即落叶乔木的大叶万年青。哈尼山寨每村必有大龙树，隆重的“祭龙”活动在各村的龙林里举行，当“祭龙”进入高潮时芒锣大鼓轰响，铜炮枪声大作，鞭炮回荡远山。哈尼族年年“祭龙”，定期“祭龙”，凡有重大事件，必定“祭龙”。由此看，樱花和龙树分别是日本族和哈尼族之圣物。

四、“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之“傣族说”

“傣族说”都主要有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他们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以及稻米文化、饮食文化等特点和风俗习惯的共性，提出了“日本人的发源地是云南”的假说。对于泰国西北部的傣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鸟越宪教授的新说认为：“对被认为是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鸟越宪认为：“胎斑说”已从体质方面证明了我的假说，西欧人命名的“胎斑”如果很早就在云南和泰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那么也许可以叫做云南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自然，鉴定某一人种的“根源”，仅从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定论并不足取。然而，鸟越宪还从血液分析中得出力论：“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Ａ型，这一点同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

我们知道，北方汉人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其体质特征介于北方蒙古人种和南方蒙古人种之间。而属阿尔泰语系的日本人则是蒙古人种的东西类型，这一人种类型既有蒙古人种胎斑的类似性，又有蒙古人种血型多为Ａ型的特点。

日本学者还认为，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而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日本平安时代盛行赘婚，现代也还有这种上门婚占压倒优势的习俗，这与西双版纳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亚热带地区，干拦式建筑较为普遍。这种建筑民居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为干栏式高架住房；至于赘婿婚，除西双版纳傣族外，泰国农村社会和中国云南滇南哈尼族多有赘婚习俗，如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描述当地哈尼族婚俗“贫则入赘多年，始得携妻归”。

五、中国文化是日本人的“祖先”

其实，“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均是在日本人种起源的南来说”、“北来说”、“大陆说”等诸多观点上发展起来的新说。早年，鸟越宪也曾根据胎斑，多次强调了日本族和蒙古人种的类似性，并主张大陆北方是日本人的发源地之一。然而，蒙古人虽有胎斑，却因其不种稻谷而成不了日本人的“祖先”。于此反证之中，鸟越宪教授等又将调研、取证转向中国南方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此后，许多日本人类学专家纷至沓来，并分别提出了“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

但是，在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中，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荻原秀三郎更具远见卓识。他认为：“研究日本文化不限于一国的民俗中兜圈子。”因此，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为本民族找祖先，而是将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出发点，放在了中国沿海和南方一些主体民族各种文化的研究中。早在七十年代“云南热”开始之时，荻原秀三郎曾多次从朝鲜半岛到泰国西北部乃至印尼的巴厘岛各少数民族中进行了调查。八十年代，他开始到中国广西武鸣县的壮族聚居区，而后又根据“倭人起源于云南”新说而到云贵高原。1981年春，他经海南岛后再度进入云南，到各少数民族村落中进行察访。“过去一直认为纯属日本固有的民俗，在这些地方却不乏其例”。如日本在春秋特定的日子里，男女有对歌习俗，特别在日本关东筑波山一带更甚。但荻原秀三郎发现，除云南哈尼、彝、傣、佤、白、纳西等族有此习俗外，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广西壮族、湖南苗族、贵州苗、侗、布依等族，云南屏边苗族，均盛行对歌相恋的习俗。这些人类社会中历史文化的共性，启发了荻原秀教授：“如果不把周围民族特别是中国华东到西南地区民族的习俗弄清，对倭人的研究总会使人觉得立论下得不够。”

日本由于其岛国固有的特殊性质，社会文化便促成外来诸种民族带入的奇风异俗与当地民风民俗融合而形成今天的共有文化。因此，他既有平原文化，又有着以云南多种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山地文化，同时又融合了古越人、吴人、黎族、高山族等海洋文化的遗风。各民族文化在日本岛展现着自己的特点，最终形成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这一复合文化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南方以至西南的云南，再到缅甸、泰国、印度阿萨姆地区、印尼、菲律宾这一广大的照叶森林带之中产生和培育起来的。他以平原文化、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牢固地组合起来，当中既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为代表的水文化，又有云南楚雄彝族为代表的火文化的因子，从而成就了十分和谐、相融的“水火文化”。在如此广大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我们还能看出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族的人种起源有种种假说，其目的绝然不是论理谁是日本人的“祖先”，所谓寻找“祖先”，无外乎寻找出亚洲诸民族之间与日本民族存有什么共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与民间、民族中找“赵钱孙李”等血缘祖先的提法相去甚远。但是，这种积极的研究方法，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日本古代史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人发展和借鉴了外国的东西，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英国文化。如果日本人将源于中国大陆的正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抛弃，那么，所谓的“日本文化”也就所剩无几。从汉代开始，日本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在大量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他们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都源于中国，因此，应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先”。在中国近代以前，日本人都喜欢用“同文同种”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这就是长期以来日本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又要到中国南方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寻找“祖先”的真正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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