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谎言下对私人财产的巧取豪夺
不久前记者采访到他们，徐文杰先生告诉记者：
我出身在一个殷实的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上世纪上海有一定名望的建筑商，外祖父周瑞庭与国家领导人宋庆龄、张闻天等同为上世纪上海浦东地区出身的社会名人之一（见浦东档案馆资料和浦东民俗馆陈列室）。
上世纪初我的祖辈为上海的建设作了努力，修路、建桥、筑码头，承建杨树浦发电厂、苏联驻沪领事馆等重大工程，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同善乐义堂等慈善机构，为上海的建设和社会的稳定、繁荣作出贡献，而且身后留下了较多的房地产。
据薛映晖（原静安区人大常委付主任）、何仁初（原静安区政协秘书长）披露：徐文杰的祖辈是沪上有一定声望的建筑营造商，上世纪20年代在原江宁区三乐里、普陀区药水弄、曹家渡西滩等地建造了一大批工房（有数千平方米之多）。同时，在淮安路建造了一幢花园住宅（有七、八百平方米）。
不幸的是，1956年政府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原本为徐家拥有的三乐里、药水弄、西滩的房屋全部公私合营（名为合营实为非法占有私人财产），淮安路花园住宅二分之一即东侧也参加公私合营，留下西侧自住。1958年政府又将西侧自住房超过200平方米的一部分（100多平方米）进行社会主义补改造。
徐文杰说：前辈身后留下的房地产，大部分于1956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由政府出资赎买，只留下了自住的住宅。1958年自住住宅中一部分房子，也被房管部门代理经租。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成家立业，自立门户，住房发生困难，得不到合理解决。
动迁政府部门出尔反尔使我失去住房
到了1998年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们向单位提出了申请。经江宁中学领导和静安区政协领导与静安区房地局联系后，同意我住进一间长期空关的代理经租房（此房原系我家房产，1958年后由房管部门代理经租），解决了我们的住房问题。
但当时房地部门没有同我办理任何手续，五年来房地部门也没有与我有任何交涉。去年八月份，当得悉我们居住的房屋将要动迁，我及时写信向上海市人民政府谘询。九月下旬得到静安区江宁路房管办的答复，明确此房作为落实政策发还给我，今年三月份又有动迁组提供了一份拆迁总面积的图纸给我。
可是到签订动迁协定时，却又否认了此房已落实政策，剥夺了我们住房安置的权利。连同我原来居住使用的阁楼、晒台搭建一并被没收，我们成了一无所有的无房户。
祖宅上兴建“国家工程”
2004年上海首个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已在静安区试运转，这一项重点实事工程，设备先进，外观优美，国内首屈一指，世界上也为数不多。参观过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的离退休老领导带回了现场拍摄的照片给我观看，赞扬我为重点实事工程作出了奉献，我心情激动，感到高兴和自豪。
我们居住了七十多年的祖宅就建在这块土地上，八十年前，我的祖辈在这里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占了目前工地近一半的面积，当年这幢豪宅建成只为我们家属少数人享受。八十年后，拆除了这幢精良的建筑，建起了一座国内首屈一指的固体废弃物流转中心，为全社会服务，这是时代的进步。
一个世纪后，我们后代顾全大局为上海的建设不做“钉子户”，在住房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主动提早搬离工地，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建设。
垂暮之年何处是我家
动迁后，我们兄弟姐妹十户人口，五户挤住在一套工房内，我和残疾的弟弟至今还没有安定的住处。现实的残酷，使我们流离失所。无奈只得在近郊租借房屋临时居住。房租费、医药费的开支，使我们入不敷出。房价的不断猛涨，生活的不顺利，弄得我俩心力交瘁，疾病缠身，使我们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困境。
徐文杰还提到动迁对他们权益的损害和侵犯。据薛映晖、何仁初披露：淮安路建造垃圾中转站之前，徐家11个成年人（7户）就住在这幢没有析过产的私房内。在这11人中有9人是退休老人，1人（徐文雄）虽然只有55岁，但他是下岗的残疾人，只有一个侄女在工作。在动迁之前，这11人虽然住得并不宽敞，但还能安居，每人都有房居住。
洋房花园成“旧式里弄”贬值
徐文杰告诉记者：我们的租宅是一坐工艺精致，选料讲究的独立花园住宅。可是，动迁估价时房屋类型却定为了“旧式里弄”，评估单价只值3905元。当初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上世纪有一定名望的建筑承建商。这是一幢自建的私人住宅，当年参照了亲戚潘家建在长寿路170号（现为普陀区妇婴保健院）的住宅，请同一位建筑设计师设计，历时三年建成的一幢优秀建筑。到了评估师的眼里确变成“旧里”，目的是压低价。
代理经租房屋是私产应给予补偿
由于同幢房屋内既有自住房屋又有代理经租房，又没有办理产权证，因此在动迁时整幢房屋由静安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进行测绘，认定徐文杰名下面积为222.03平方米，其余面积为代理经租房屋面积。当我们提出代理经租房屋，动迁时应给予补偿，动迁公司和房地局都不作答复。反而将已经认定的自住房屋的面积由222.03平方米，缩减到了194.84平方米，不明不白的扣除了27.19平方米面积。
卑劣手段逼迁
由于我们对动迁中房屋类型认定、代理经租房的拆迁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迟迟没有签署动迁协议。动迁公司和静安区房地局不是正视问题，合理解决，而是拖延、推诿，不作答复，采取扰乱居民生活，挖墙洞，扒屋顶，切断电信通讯、有线电视线路。环境遭破坏，我们生活不能安宁，动迁指挥部用尽了各种卑劣手段迫使居民搬迁。最后围墙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动迁”的大红横幅标语下，被推倒了。
房屋安置？货币安置？强逼签定“霸王协议”
我是一家之长房屋产权代表人，也是我们十个兄弟姐妹共同推举的统一处理内外事务的受托人。我们认为动迁以房屋安置为主。
2003年4月2日最后一次裁决调解会上，动迁公司和房地局给我们二个选择。一、房屋安置：环林西路房屋三套，再需支付223,917元人民币给动迁公司；二、货币安置：120万元人民币。我们都是些退休人员哪里拿得出20余万元钱？而且三套房子也难以安排七户11个成年人的居住。这分明是在强逼我们选择货币安置。
4月2日晚上接到动迁指挥部的电话，再加5万元，马上签约。动迁指挥部干脆避开我，与无受权委托的大弟徐文龙直接商定在4月3日下午签定了协议。在动迁公司软硬兼施下，由于动迁工作仓促粗糙，造成我们家庭内部矛盾。我和徐文雄成了动迁的“新生无房户”。
“哑巴吃黄连”
尽管动迁协议书我不予认可，但为了顾全大局，不影响“静安区生活垃圾中转站”工程建设，在住房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我们先克服困难租房过度。
我不断地向各部门反映投诉，惹来了麻烦，制造新的冤案，反陷我强占公房，无理取闹。静安区的动迁主管领导批示：徐文杰动迁安置问题已解决。并将材料送往公安部门，请他们协助处理。2003年10月23日民警传唤我到派出所谈话。并告示我，领导已作出了批示，你的动迁安置问题已经解决，再写信反映也是没用的。动迁协议书已经签了，图章都已盖上，办事要讲法律程式，就是吃亏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一年来我不断上访申诉，但是，遇到的是对公民的信访采取漠然置之的官僚主义。申诉了一年也毫无头绪。
这种有去无回的信访，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该如何惩治。希望我们的政府也能采取有力措施，抵制和惩治腐败。否则岂非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社会。这种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事件，发生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一个高度文明、法制健全的社会发生这类事件是对文明的亵渎，对法律的亵渎。望能得到政府重视，立案查处。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