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我去过大陆的贫困省份贵州，并去了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高坡。那 ? 堛漱 j 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外，大都是家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大都是小学毕业。上学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孩子们有书读、有各类补习班、有计算机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富人的孩子们上下学还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 “ 小皇帝 ” ，即便城里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在高坡乡，当地的朋友带我和妻子走进一个五口之家。院子杂乱无章，全没有农家小院的情趣。三间草房，房间内几乎没有阳光，晦暗不明，飘着混合着牲畜粪便的异味。唯有中间厅堂兼饭厅亮一些。厅堂里没有桌子，中间有个地炉，全家人就坐着小矮凳，围着地炉上的黑铁锅吃饭。厅堂的右脚是凹下去一截的牲畜圈，用木杆子围起来，大概占了厅堂面积的四分之一，里面圈着一匹骨瘦毛长的小马和一头小猪。我心里纳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人畜如何共处？
左边的房间里，只有一口大锅，锅里堆着横七竖八的碗筷，靠 ? 棪鴭騊同陪像 U 和其它杂物；右边的房间很小，也有个地炉，正烧着一壶水，再无其它家什。卧室在二楼，天花板很矮，大人根本直不起腰。大白天，卧室里也是黑糊糊的，人进来后，眼睛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周围：只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两副脏兮兮的被褥，被褥胡乱地散在床上。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口之家的全部。这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不足 400 元。男主人瘦小，女主人壮实，三个孩子都有点发育不良。
在这个农家房舍，让我感到怪诞惊奇的是右边小屋里的唯一装饰品：一面土 ? 暀 W 并排贴着两幅招贴画：一张毛泽东像，是旧画，画面上布满污尘，但还可以看得出这是农村年画，且是简陋作坊的产品，颜色搭配艳俗之极，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另一张招贴要新鲜得多，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画中的小燕子笑得很甜，只是让人感觉她的眼睛太大，大得与整个脸部不协调。
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和现在的影视明星，昔日的伟大领袖与今日的四小花旦之一，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似乎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伪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前者象征着共产观念的乌托邦，曾经让全体国人如醉如痴；后者是小康梦想的致幻剂，正在麻醉物欲横流的中国。如此看来，在迷惑大众精神的作用上，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我问三个孩子喜欢那张招贴，三人不约而同地望着小燕子点头。我指着老毛的画像再问，他们转身跑开了。
主人招待我们这些客人的午饭，不过是白水煮菜，里面有几片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劣质塑料袋的袋装白酒。带我们来的当地人介绍说：这已经是当地人家待客的 “ 盛宴 ” 了。平时，他们大都只吃米饭、蔬菜和辣椒酱，根本舍不得吃肉和蛋。这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吃饭时，只有小男孩偶尔伸过碗来，让父亲为他夹点儿锅里的菜、肉和蛋，而两个女孩和女主人，只能站在门外，捧着一碗米饭干吃。我妻子看不下去，想给两个女孩夹点儿锅里的菜和肉，却被女主人委婉地阻拦。
贵州乡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仍很严重。在去高坡乡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走着的男、女孩子，男孩永远是空着手，女孩永远是肩挑重担。有一次，我看到路边走着年轻的三男两女，两个女孩各挑一副担子，里面装着禾苗之类的东西，走起来步履轻盈；三个男孩悠闲跟在后面，一个男孩手里还摇着树条，不时地凑到挑担的女孩身边，用树条梢扶弄女孩的脸。
从贫困的高坡乡回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每天排满了各类宴请，吃完了还要去 “ 阳明寺 ” 等著名茶楼喝茶，或去其它娱乐场所消遣。所有的餐馆和娱乐场所都有麻将桌，人们悠闲地吃着、喝着、抽着、聊着、搓着麻。在北京，晚上十点钟以后，街市便显得空旷、安静；而在贵阳市，夜晚是明亮的、喧嚣的、甚至可谓是繁华的，人们在十点以后才纷纷走出家门，或穿梭于各个商业点之间，或围着一溜排开的街头小摊宵夜。在夜晚的贵阳市中心的街头闲逛，经常能碰到乞丐和露宿街头的农民工。在明灭闪烁的霓虹灯下，乞丐讨钱并不象北京的乞丐那么 “ 粘糊 ” 。或在某个大厦门前的台阶上，或在开阔广场的边缘地段，躺着一排排露宿的农民工。他们头上盖着草帽，身边放着扁担和挑筐，在省会的喧闹和消遣中入睡。
有一次，接受一位私营老板的宴请，自然是贵阳市很高级的饭馆和很贵的饭菜。席间，我谈到一些在乡下的见闻，并不时与贵阳市做比较，感慨贫困的贵州本身，也存在着中心城市和边缘山区的两极分化。那位老板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插进来说： “ 这还不明白？在贵州，再穷也穷不到省会，本省的大头全在贵阳，全省各地供养着，怎么可能穷！就像咱中国，再穷也穷不到北京，中国的大头全在北京，全国各地供养着。你在贵州看到的，在西部的各省都能看到。这是普遍现象，越是贫困地区的省会或大城市，就越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官员对下面的诈取就越狠。 ”
在贫困的贵州，我经验了活生生的贫富两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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