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10月28日披露，李萍是青岛市一名退休工人。整个酷暑，53岁的李萍与丈夫付生辗转奔波于上海、青岛、北京三地，她只想证明一件事：自己不是精神病人。整个事件起因源于他们的女儿突然去世。
**女儿心理治疗6年自杀 母亲探究竟反被送进精神病房
2003年9月，她的正在上海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的女儿因抑郁症跳楼自杀身亡。此前她曾在接受6年的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治疗。李萍夫妇在收集了多方面材料后认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的治疗方式有问题。
今年4月20日，李萍夫妇在与院方再次交涉无果后。李萍顺便陪着患有抑郁症的丈夫付生在精神卫生中心挂了个专家门诊。给付生看病的是精神卫生中心的院长肖泽萍教授。发觉李萍谈起女儿来痛哭流涕，悲伤不已，便建议她先住进医院的东二病房观察治疗，由丈夫付生作为她的监护人。
5月25日上午10时，在院方开的一次协调会上，付生对院方代表说，“医院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病人的身心健康”，当提到自己女儿的情况时医务科长立刻拍案而起：“你女儿不是在我们这里看的病，她的死与我们无关。” 此话激怒了刚刚失去女儿的李萍，她冲到医务科长面前，拉着他要到院长那里去评理，结果被医务科长一把推开，撞在了一杆秤上，摔坐在地。李萍被丈夫从地上扶起来，她想要冲上去，但被丈夫抱住了。过后李萍讲“我当时气得很，后来在他的白大褂上踢了一脚。”
李萍觉得很委屈，女儿死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从来没有这么被人推倒过。回到病房后， 她没有吃饭，一直在哭，护士给李萍打了一针安定，也无济于事，仍痛哭不止。
**院方在水果刀上大做文章
下午1时左右，一位医生看到李萍床头放着一把水果刀，就让付生装进口袋，说是“怕李萍出意外”。（这把小刀是女儿的遗物，夫妇俩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大约1时20分，心理谘询部主任张海音医生带着保卫科长等五六个人来到了李萍的病房，要给李萍换个地方治疗，张海音等人领着李萍夫妇来到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北三病房：北三病房里的病人又哭又闹，神志不清。李萍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转身跑过了两道木门，结果在第三道门前被医院保安给抓了回去。
大约2时左右，医院叫来了110，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的一位民警从付生身上拿走了那把水果刀。
徐汇公安分局向付生出具的强行收治的文件，其“肇事肇祸情况”一栏描述：2004年5月25日10时许，付生、李萍在本精神病院总院北三病区等处用椅子砸医院人员，并持水果刀威胁医方人员。上述行爲持续到下午2时许，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当天，李萍和付生分别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强制隔离治疗。
据与李萍夫妇一起参加了院方开协调会议的刘梅证实：整个开会的过程中，没有看见李萍夫妇拿刀威胁过医务人员。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付生坚持道 在被抓进强制隔离病房时“小刀从来都没有从口袋里拿出来过，更没有用刀威胁过任何人”。
院方表示，就此事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
**精神病院强制封闭“治疗” 22天──隔离 捆绑一场惊魂噩梦
从5月25日开始，李萍被捆绑在床上，她能做的只有躺在床上哭泣，眼睁睁地看着硕大的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
李萍泣不成声回忆道：“我一辈子没给人绑过，这一次她们把我手脚都绑在床上，绑成一个‘大’字，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撕掉我身上的衣服，光光地套上病号服。我胸前挂着的一块祖传汉玉也被扯了下来。”
“我手脚都不能动，情急之下用唾沫啐了护士长，她就用枕头把我的头按住，一个枕头还不够就两个……”
“我用绝食来抗议，医院就把我绑起来吊葡萄糖。吊了葡萄糖之后我想上厕所，可是她们始终不肯给我松绑，最后全都尿到了裤子上……我口渴了向她们要水喝，她们也不肯给，说是我喝了水又要上厕所。” 直到李萍女儿的几位朋友闻讯来交涉、抗议后，她才得以松绑。
在此期间院方限制李萍与外界通电话。李萍说：“我求她们让我给86岁的老母亲打个电话，让老人家知道我还活着就可以了……三个人用绳子绑着我，把我牵到别的楼去打电话。一路上的人都在围观。我哀求大夫放开我：‘求求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尊严？’”
一位探视者回忆说：“当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正躺在厕所对面过道上一张临时的病床上吊着点滴。她看到我们，发出了一声让人撕心的悲号，又抽泣着勉强抬起一只被缚的手对我们说：‘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们怎么能进来……他们欺负我，把我手脚都绑起来，我都绝食三天了。’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一个刚刚痛失爱女的母亲，千里迢迢到上海为女儿向医院讨个公道，却遭到这样的侮辱──被当作一个随时会实施暴力的精神分裂病人，四肢分开绑在床上。看着她布满淤青和伤痕的手臂、小腿，我不敢想象那个过程。”
李萍说，后来院方允许她每天和丈夫通一次电话，但每次只要一提到女儿的事情，院方立刻就把电话掐断，终止他们的通话。
院方一位负责人为解释，对李萍采取的措施，应该叫“看护”，不能叫“捆绑”，是了保护她免于自伤或伤人。这场噩梦持续了22天。
**精神病院将与己矛盾的人强制精神病治疗，这是更加可怕的事！
据了解，精神卫生中心是以“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病因”对李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的。李萍一直坚持据理力争：“我没有精神病。是我因为女儿的问题和院方产生了矛盾，他们才这么认定的。是他们要把我强行带去隔离病房，和精神分裂病人住在一起，我才要逃出去的。”
从精神卫生中心出来后，李萍在青岛一家医院求诊得出自己“精神正常”的诊断后，又分别在8月25日、9月9日两次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8月31日、9月7日两次到北京回龙观医院，9月3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求诊，6次诊断都表明李萍并没有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还特地做了一次心理检查，诊断是“属正常范围”。
李萍认爲：“我因为女儿的死和精神卫生中心有医患纠纷，精神卫生中心和我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怎么能做出把我关起来的诊断？这个诊断应该由第三者来做。” 她质疑：“精神卫生中心在既没有取得警方出具的收治文件，也没有征得本人和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怎么能将一个自由人强行关进隔离病房呢？” 李萍还说：“就算按照医院的说法，我丈夫当时丧失了民事能力，他们也应该找我的其他监护人啊。”事实上，院方并没有联系过李萍的家属。
上海阳光律师事务所蒋伟忠律师说：“宪法只赋予了司法机关限制他人自由的权力。如果没有监护人的同意也没有警方许可，医院将病人从开放式病房强制送到隔离病房，是非法限制了病人的人身自由。”
另据报道，上海已发生多起当事人起诉精神病院非法对其强制医疗的案件。今年2月，一位妇女向法院提起诉讼：丈夫以妻子可能患有精神病爲由，申请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妻子予以强行收治，上海精神中心在收治“病人”时，她并没有发生暴力危及他人的不当行爲，仅仅依据出诊医生与她的15分钟简短谈话，未向她的亲友、同事进行必要的走访和调查了解，即判断她患有“人格障碍”，强行将其送进医院。
李萍再次申明：“如果精神病院能够轻易以医学的名义，将与自己有矛盾的病人强制隔离治疗，这是更加可怕的事！”
报道说：李萍正在着手委托律师，起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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