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劈头盖脸
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引自底层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一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渡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冤案访谈录》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普遍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界，却属于超出范围的异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丐一起吃年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又给不少以关注民众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２月７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８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等。他还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２０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回答是２０元至５０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３到５元的那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１５元，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怎么不是？这地方我２５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２５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２００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６０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８０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着我们，而左侧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１９５８年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政府”的红袖章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日本尿素”，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１００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嗽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二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３个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１００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７０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柱着打狗棍，从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７７岁，浑身烟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球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功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阄叶迹福八炅恕！?p>下车付过５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犹为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里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她答：“有５０、２０、１５。”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我们还是在这超长的筒子楼里打了个来回。百分之九十的门紧闭着，我们曾冒昧推开虚掩的门缝，大多是六人间，也有五人和四人间，入住率大约一半以上，但住宿条件只达到文革时凭证明睡觉的水平。有一房内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却只有两个编织口袋，我问：“你们上访吗？”他们却哑巴似地发呆。
在服务员的驱逐下，我们又出大街，继续逮住人问那句“便宜”的老话。我与高氏和回地商量，万一今天没结果，我们就找家１０元店住下，“耗它三天，还没个结论？”我发狠道。
“京牛”又过来了。还是那种腔调：“上访村么？知道知道。”我们一再求证，还是“知道”。于是三人又被塞进活动肉笼，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于诗人的敏感，回地感觉不对劲，但叫停已经晚了。我们沿着河岸又兜了大半圈，居然一丝不苟地返回原地。进巷口时我向笼外瞄了一眼，失声叫停，但憨厚的司机充耳不闻地前进；高氏又擂车篷，司机还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拢国务院信访处的大门才肯熄火。
我们与之理论，回地气愤地强调：“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司机一头雾水地嘀咕：“是么？这就是上访地呀。”
无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机号码的客栈老板，就掏出纸条拨过去。对方接了，但回声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过不来。于是我们耍无赖，逼着司机带我们去上访村。司机说：“好吧，不过再加３块钱。”
兜第三圈了，三个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开后车门，沿途察看。从此岸到彼岸，嘎地又停车－－“又回来了！”高氏嚷道。
司机指着跟前的单位大门，毕恭毕敬地解释：“这回没错儿！里面全住的上访户。”然后急匆匆地接过车钱，逃之夭夭。
电动栅栏封住了车道，２０多米的深处，有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我们企图从门警室下的豁口进入，却被一只红袖章手臂拦住：“干什么的？”
“找人。”
“有证件么？”
“没有。”
“那就不准进。”
“我们是来上访的，”高氏道，“听说里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红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块钱，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绍信。”
“什么信？”
“国务院、人大、高院信访处的证明你合法上访的介绍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访呢？”
“我没数过。”红袖章挥挥手腕，示意我们该离开了。“那楼里还没住满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丧地压了一会儿马路。我无意间抬头，瞟见了横空出世的“某某宾馆”的楼顶广告牌，突然记起储百亮“见了某某宾馆就右拐”的提醒，不觉豁然开窍。
三
某某宾馆不过六层，却是永定门车站一带最高的建筑。加快步子绕过去，时光顿时比我们初入陶然亭上访胡同还倒流得快。两层或一层的平顶房屋像粘成一片的火柴匣子，污泥浊水一般涌出来自塞外的旅客们。犹如胶片发黄的老电影，我们在上苍的导演下，与那些挎包扛箱的，拉家带口的，左呼右唤的难民们擦肩而行。灰尘，人头和阳光搅和着，泛滥着。有两分钟，几乎走不动，我们就退进一水果摊，作出选购的样子。其实纸箱里的桔子和苹果干得像油画里的，并隐隐有生漆味。
人潮时起时伏，我们又在火柴匣子间穿梭了几回，有个两颊膏药红的五短汉子在腰间捅了我一下，并递来一张内蒙古赤峰住京招待所的名片。“多少钱一晚？”“５０。”“太贵了。”“你出多少？”“我们不住店。”“耍我？”
终于望见了铁路，但在检票口里面的候车厅外。我们没票，况且眼下关门闭户，看来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列车。储百亮强调过“铁路以南”，但飞不过去呀。
于是我们在周围的胡同里迂回，疲惫而固执地打听着。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躲躲闪闪，有个客栈老板还指着一个断腿的乞丐开玩笑：“他一直在这一带上访，你去问吧。”高氏果然逮住问，那拄拐人专注地剜了我们一眼，向屋檐下僵卧着的另一同类呶了呶嘴，就迈拐而行。
太阳偏西了，再这样耗下去，结局甚为不妙，情急之下，我们又上了一趟“京牛”三轮，不料眨眼功夫就进了一条背巷。司机开门见山道：“只能到这儿，那边我可不敢去。”
“你怎么说话不算？”我们质问道。
司机求饶道：“我退一半钱好不好？真的不敢去。打了招呼的，谁去砸谁的饭碗。”
一听这话，我们便揪住不放：“你总得指一条道。”
司机略略迟疑，方边掉头边点拨道：“这胡同里总有不怕死的……”声未尽，车就轰轰几下没影了。
三米之内停着一辆平板机动三轮，一个虎背熊腰的白发老者横在车前注视着我们，周围还有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妇女。刚要开口，老人就拦住道：“别说了，我带你们去，三个人六块钱。”
这是北方常见的货运三轮，不过，大平板上铺了一层油乎乎的毡，我们从四周垫脚一撑，屁股就尘埃落定了。老人回过脸叮嘱道：“坐好，路可颠了。”
大概是轱碌有些锈，车的发动绳一拉，就扎扎呻呤。老人持续猛拽，半边肩头倾斜。轮子病人一般滚动了，比牛车还慢。但三个人都感觉颠的很舒服，也许是叫“京牛”挤怕了。
很不幸，没出百米远，就熄火了。我们要下车，老人连称“马上就好。”三分钟后继续上路，巷口拐了弯，就一溜下坡。为了节约油，老人关掉发动机，凭惯性朝下冲，不料对面来了辆卡车，险些把我们逼下地沟。老人刹不住，就跳下来，像扯头犟牛似地扳住车把，身子都绷成弓了。我急忙窜下，高氏则把双腿收拢。卡车醉汉似地晃过去了，接着又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我们罩在黑烟里步行几米，抵达较平展的路段再上平板。老人扎扎拽绳，车动起来，跟长跑一般快，我们终于出了这条阴险的胡同，来到视野开阔的敞地，车也快了，只比骑自行车稍慢。太阳偏西，行人稀稀落落，我们居然还绕过了一块枯草地，草尖如秃子头上的绒毛；超级蜈蚣一般的铁路近在咫尺，地貌略略起伏。车在翻土坎时又熄火了，拽绳发动，过了铁路，再熄一次，把一个衣冠严谨的老者逐渐累得敞胸露怀，十分豪迈。
就这样停停跑跑，我们也像猴子似地上窜下跳了五六次。高氏边拍照边说：“北京有这么大块敞地不容易，起码值好几个亿吧。我说：“中间那块已铲平了，还有人锻炼呢。”回地说：“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的中心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问老人还有多远？他嗯嗯着，注意力却在脚底，像在伺候一个少爷。眼下的坡又弯又长，我们干脆全下来步行，路旁有座孤岛般的房子，半壁江山已塌，剩下的半壁顶敞开一半，床、柜子、桌、椅等家具乱七八糟地堆放。中年房主则站在这被推土机日夜威胁着的焦土前，对往来围观群众控诉，极度悲愤将他的脸都扭曲了。
“这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呀，说没就没了。”这唯一的钉子户指着周围的地基，房里还蜷伏着他的孩子们，“拆迁办和地产商串通好，半夜开着机器来，探照灯射在床上，烤得人受不了。都吓跑了，就我还在，昨夜他们又来推墙推房子，我还在……”
高氏拍照，我在逐渐散去的人堆旁发现了一只猫，它钉子般稳扎在断壁间，显得极有尊严。那是它的窝，哪怕明天这儿易为平地，它凭嗅觉也能找回来。而狗却守着露天的饭锅，不时无奈地冲人们叫两声。
老人在坡顶催行，我们终于上了正道。不过几分钟，就抵达大马路边的棚户区。老人刹车，揩汗收钱，并急着离开。
“是这儿么？”我问。
“我已经送到了，你们自己找去吧。”
四
在路旁半个篮球场大的洼地间，三四个异味呛鼻的污水滩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小心翼翼垫脚绕行，松软的泥地印下乱糟糟的“牛蹄窝”。夕阳像个溃烂的大桔子嵌在远处拆迁的废墟上，腥红透过马路不息的车流，平扫过来，使眼下的青砖矮屋显得象怀旧电影的外景。顺着一人高的矮墙，胡同朝里蜿蜒，有左右两个入口，我们略略迟疑，凭感觉走右。两三个男女擦肩而过，眼神有点异样。高氏不管不顾地逮住问：“这是上访村吗？”“上访的人在哪儿？”
无任何回应。路也越走越窄，由两米到一米，有的地方，半米都不到。我们以为此路不通了，可一抵拢，却意外发现不止一个出口。简易板棚和矮屋混杂，首尾相接，有时人过去，头皮擦着屋檐，高氏则要弓腰。三个路盲在迷宫内盘桓，常为了猜路而停步。桔红的阳光在这片大过足球场的瓦顶上燃烧，而瓦顶下却安静极了。我曾窜入五、六个窄门脸，以为是一户，进去才发现尺把宽的通道老长，底部黑黝黝的，两边陡立着笼子屋，一溜好多间。“有人吗？”我喊着，只听见了自己的回声。
我麻着胆子敲门，并透过窗户窥视，暗处除一超级大床或两中级床，就是我熟悉的化肥编织袋。我心里一热，提高嗓门再喊：“有没有人？”头顶的天缝接着网，核桃大的蜘蛛闪耀着。
高氏和回地分别拜访了几个较正规的院子，喝酒、夹菜、打扑克都见着了，就没一个上访户。“当地的农民，现在都拿城市户口了，”回地说，“所以过得这么潇洒。”“没苦像么？是不是装出来的？”我疑心道。
“肥头大耳，苦什么？”回地沮丧道：“连狗都不苦，毛色透亮。我还有戴红箍的联防呢。”
在三岔路口，我们拦住一个大嫂问，她却说：“上访的不住这边。”高氏问住那边，她随便指了一方向。高氏提醒道，“您指的就是马路那头吧？我们从那儿过来的。”
大嫂习惯性笑了笑，隐隐有汽车的喇叭声传来。“巷道太复杂了，耗到明天也钻不透。”高氏叹道。
“比人的肠子还复杂。”回地表达了诗意的赞同。我是地道的川耗子，仍旧哑攻着那些充满诱惑的窄门脸。有一次，我撞见一姑娘在檐下的蜂窝煤炉上支锅炒菜，鲁莽地问一句：“您上访吗？”吓得人家躲进屋里不出来了。
转悠了大半小时，我们从左边出来，兜了一圈。高氏看手机，离天黑还有点时间，于是三人从头开始。“今晚住在这一带？”我问。高氏答：“看情况吧。”
依旧没一个上访的。迷宫里炊烟四起，关门闭户。除了三个闯入者，几十条短巷内再没人了。这是我在北京城这么多天以来最安静的一刻，偶尔的喇叭声像来自遥远的梦中，脚步、心跳、甚至焦燥的脑门跳都被夸张得异常清晰。我们倒变成了声调凄楚的叫花子，下意识地重复了上百遍“有人吗？”但凉透的心里知道不可能有人，墙角的蟋蟀也同情地叫开了，接着是剧烈的耳鸣。
“我可找回当年失恋的感觉了。”我开了个不合适宜的玩笑。
回地还在东张西望：“有上访村吗？３块钱一宿的旅馆在哪儿呢？”
“我感觉就在这附近，明天再接着找。”我抠脑门道。
“像在打《地道战》，人民都下地缝了。”回地说。
“哪就掘地三尺。”
“没那么严重。”高氏友好的笑着，憨厚得像个地道的傻瓜，“会找到的，老廖。”
接着高氏有了重大收获，他在一堵鹤立鸡群的两层楼墙面上，寻见一则公安及联防的告示。时代变了，这类官方文告却从４９年共军进城到反右到文革，一直贯穿了下来，成为这个种族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告示抬头都是为了社会主义首都的形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蒙受损失云云，接下来是“根据某某法律政策”，列出１、２、３、４、５、６、７款，均系胁迫大伙的条文，其中的核心为警告当地居民，不得出租房屋给上访人员和法轮功，若发现可疑人等在周围活动，务必报警告密，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我们细细端详着那破纸，猜测“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关还是罚？关多久？罚多少？”高氏钻研道，“这上面都没写。”
“《治安处罚条例》８０年代就有吧？”回地也钻研起来，“人民币和人口涨了多少倍？小丫头都成大姑娘了。”
“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是否‘可疑’呢？”我习惯性地联想到现实问题，肩头做贼似地矮了一截，缅甸女人昂山素季的一段话刹时浮出脑海：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敬畏、恐怖的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可谓一箭穿心，我脸色刹白地愣在原处，直到高氏拍完照，搂我的肩。回地还在咕哝：“真他妈此地无银三百两，上访人员肯定在这一带最集中。”
“或许刚被清剿过。”高氏说。
为了从幻觉陷阱里挣脱，我又敲开了一扇门。见五个人蜷在一张大床上，各自清理着什么东西，却异口同声地否认“上访”。我边道歉边撤退，接着又拿出赌博的勇气，一把拉开一筒子屋，一个乡村女孩从床铺起身，腿一伸，就站在屋外了。她说：“有事吗？”我尴尬地笑了笑，就问这么个单人床的空间租金几何？女孩下腰提上鞋跟，才回答“８０”。
五
依依不舍地出了巷口，夕阳下去了，洼地上笼了一层薄雾。尘世的车流在马路上周而复始，高氏隔着污水滩与几个脏小孩对望。“这地盘年头不浅了，”他叹息道，“如果上访十来年，孩子也该这么大。”
我注意着村头的小卖部，店主坐柜后。捧了一盆面条在吃。紧邻的筒子屋，蛤蟆一样张着口，一个健壮的妇女正埋头洗碗，肩背门板似地朝外。我趸上去，凭多年的访谈直觉，我认定她上访，因为她比本地居民更土，又住民工也不入的窄地儿。我满有把握地轻声问：“大嫂，您知道谁是上访人员吗？”
她缓缓扳过身，拦住入口：“哼，不知道。”
我赖在原地，定定地看她，齐耳背的短发，一张黄泥色的大饼脸。右眼黯淡愁苦，左眼却闪着刺人的血红。我本想问她的眼睛被谁打啦，却忍住了。
她被盯得不自在，就泼掉碗里的水，回转头。我再次问：“大嫂，您知道这地儿谁在上访吗？”
“给你说了不知道！”
我失望地撒退半步，右脚险些踩进积水。收腿时我死乞百赖地再问：“大嫂您上访吗？”
妇女冷笑了一声，终于抛出一句：“你是间谍吧？”
“间谍？！”
“对，瞎转一下午，屁也没得到吧！人家都不愿搭理你们。”
我张口结舌，只好抽身求助高氏：“那女的说我是特务，你再去……”
高氏不愧老江湖，大腮帮子老远就挤出笑纹。接着，挺和谐地站到妇女身旁，一团和气如一家人：“嫂子，您看是这么回事，我们呢……”
“社会调查？”妇女边琢磨这新字眼，边审视高氏，疑云渐消：“真的不是间谍？”“哪儿的话！”高氏摊开双手说。“间谍都是国家单位的人，岂敢留光头和长发？您瞅清楚，我的头发是真的，没戴头套。”
“我还以为你们要偷上诉材料！”妇女松了口气。
“什么？！”
“怪我老爸没让读书，我不识字，哭了多少。”妇女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如疾风骤雨。我急忙掏出录音机，与高氏互换了位置。我欲采取习惯性的一问一答，但根本插不上嘴。“来北京两个多月，材料被偷了两三次。有人冒充公安，专偷上访材料，连车票，医药发票都不放过。我不识字，材料要花钱请人写，后来没钱了，请不起了……”
“您请律师了吗？”我见缝插针道。
“律师？真正的律师请不起，上事务所，不见；写材料，标明２００元一份。假律师倒经常上门，许多人初来乍到，就请了，结果便宜无好货。去哪儿都遭殃。现在我不怕了，你打，你找黑帮，你冒充公安，你扣留关押，你下耗子药，我都不怕，我豁出去了，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这么黑暗！什么手段都使，怕杀人灭口，我妈也跟着来这儿。你们看吧，横着两米挤两人的洞，我和妈一个睡一头。这样也好，凑合着过，材料压在铺下面，白天一人跑信访，另一人就在家防着。不在乎，关过七、八次了，我借别人像机拍的证据全搜走了，毁坏了。血白流了吗？高院让我回去，在当地解决。当地能解决我还跑到北京来？市里、县里、乡里都是他们的人，黑帮也是公安局家养的，我回去就没命了。没钱也不回！讨口也不回！租这房每月１２０块，我就去讨，有剩下的，就买点米面。吃菜就去市场上捡，没人要的菜帮子，肉案边的渣子余料全捡回来，洗一洗，放点盐，还能吃。妈说，什么苦日子没过？周围这么多上访的，至少没生命危险啊！一喊，人全出来了……”
趁她喘气的间歇，我赶紧问：“您是哪儿的人？”
“安徽淮南凤台县七一乡的。”
我恍惚记得安徽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作为诵∑降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