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祖籍湖南，父亲出生在洞庭湖边。1946年全家来北京，住在北新桥雍和宫附近，六岁时，眼瞅着解放军进城。她至今在北京已住了快60年了，经历了中共反右、文革的冲击，看过六四的天安门屠杀，算是见多识广的老北京了。
老太太告诉我，她祖父是当年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第一人。“当年他到北京见李石曾，发起留法勤工俭学倡议，立即返回湖南组织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一帮湖南学生到北京长辛店车辆厂打工，积攒赴法旅费。一天，蔡和森带了毛泽东去长辛店找他，和我祖父去看了一下学生劳做的情况，这就是后来讲的‘毛主席视察长辛店车辆厂’的典故。
“据祖父讲，当时他们打工非常辛苦，他就去找著名教育家、香山慈幼院创始人熊希龄先生筹款。熊先生当时任财政总长，设法从前清盐款中调出一万银元，让章士钊转给学生们。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章士钊，与杨开慧的父亲是同事，又托其请毛泽东转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结果你猜怎么着，这笔钱被毛泽东卷跑了。”
听到这，我不由得抓紧了沙发扶手，追问一句，“您是说，毛泽东卷走了您爷爷他们筹集的钱？”老太太坚定的点点头，“这是我爷爷亲口讲的，一万元现大洋在20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解放后，毛泽东曾说过要用稿费还章士钊钱，其实是堵他的嘴，当然其‘阳谋’又一次成功。”
天哪！这可真是前所未闻的事。我知道文革时，共产党逼人买毛选，给老毛发稿费。近来江独夫又搞出甚么“三讲”的烂货，不知赚了多少稿费。但要说共党领袖卷款而逃，这还是第一回。不过再一想，其实也不奇怪，现下中共贪官携大批美元出逃，也是如出一辙。
就在我不知说甚么好的时候，老太太又一颗炸弹扔过来了。“你知道吗？所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带队上井冈山, 那是伪劣产品!”
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她侃侃而谈：“当年何长工所在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在修水、铜鼓、浏阳一带打仗，损失很重。朱德在南昌起义后，去了井冈山。何长工听说去井冈山看过，发现朱德他们很有气候，回来就纠集残部跟毛泽东去了井冈山。”
不对呀，我们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本都讲，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去井冈山与朱德会合。这难道有假？
看着我半信半疑的样子，老太太开导我说，“你查查历史书，包括中共党史，仔细看看，一般起义都是以地名命名，如邓小平的百色起义，朱德的南昌起义，唯独这秋收起义，用一个含混不清的时间命名。其实它是将当时湖南的一些打家劫舍、互相残杀的农民、流寇、地痞，通通冠上‘起义’的美誉，还为毛泽东戴上一顶桂冠。”
这个冲击太大了，我不放心的问，“您怎么知道这些的？”老太太说，“我父亲当年16岁，就参加了何长工所在的警卫团，他在浏阳被民团抓俘，没有去井冈山，他很清楚这段历史。”（我后来查了一下历史，果然触目惊心，看这些中共赖以起家的“工农革命军”，越琢磨越像乌合之众，其口号与行径，俨然暴力土匪。）
老太太又说，“我爸爸94岁了，16岁在湖南接触过中共，十年后在北京参加‘一二九’学运，加入中共，还掩护过许多党员。被国民党抓过，从没变节，但从此受怀疑。1957年反右时，他主动‘向党交心’，反成右派，被送北京南苑红星农场劳改。文革时，老爸被关、被打，每月只有18块生活费。”
回想当年，老太太已经没有了悲伤，看淡了尘世炎凉，“中学时，我学习成绩好，曾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可以任意挑选最好的学校，免试入学。但受父株连，没能进重点大学。”
话题沉重了些，我轻松一下气氛：“现在您老挺舒心的了吧？女儿一家在美国事业有成，家里房子、汽车应有尽有。”
老太太叹了口气，“那是在美国，中国就不行了，这个党搅得老百姓不得安生。”“那是怎么回事？”“是拆迁！”
原来，老太太住在朝阳区，最近，区政府与开发商为了炒作房地产，以东三环国贸大厦为中心，划了个中央商务区（CBD），涉及东三环、二环及东四环一带。此商务区中的高档写字楼和住宅，已被炒到每平米8000到12,000人民币。老太太的住房不幸被划入此区，开发商以“危改”为名想将这附近地皮拿到手，把住户搬到CBD外二里，重盖商品房赚钱。
老太太的房子是1982年建的抗震、低密度6层板式楼房，每层两家，通通朝阳，环境好交通方便。这样的房现在交易市场，每平米5000－6000元。而开发商只需按北京的“危改”标准，每米付4850元收购。这些钱是万万不够在原位置购房的。为“方便”“回迁”，开发商在远离东四环二里处盖了24层的塔楼，一层12家分，老太太的房子将不会朝阳，人口密度、环境、交通都与原住房有天壤之别。此外，这种房是经济房，结构、质量等都比原来差。
我愕然了，听说大陆“危改”拆迁搞得人心惶惶，很多人跳楼、跳河、自焚，原来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造成了民怨沸腾，而人们又投诉无门，只得采取这种凄惨又悲壮的手法。
看到我无奈的眼神，这次是老太太提议换个话题。我问，“听说大陆搞了很多开发区，广泛招商引资？”
老太太笑了，“我给你说个事儿，现在几乎每个市、县都圈块地招商引资，哪来那么多资啊？我去年去山东，有一个县开招商大会，要开会了还找不来外商和外资。当地政府就把我的一个熟人－刚好在当地办事的一位澳门居民，硬拉去充当港澳商人。此人说，“不成，我只有T恤衫，不像话。”政府办事员一听，马上请示领导，公款出钱给他买了一套西装，让他上了主席台，省电视台还录了相。这一下弄假成真，当地开发办公室找上门来，无偿提供他25亩地建厂。他对我说，‘我一分钱没有，居然能搞到25亩地，真是天方夜谭。’”
我又问，“那银行的呆坏帐真有那么多吗？”老太太说，“我从侧面感觉太多了。我因工作关系，与很多企业有关系，也认识很多个体老板。很多国营企业占用了银行大量资金，但由于体制和经营不善，近几年纷纷倒闭。这些坏账都还不上了。一些个体户老板通过行贿拉关系，搞到贷款，有的将资金转移，有的欠账不还。
我知道一个河北老板，在清河建羊绒厂，欠了银行几千万元贷款，却在北京买了三栋高级公寓，大、小老婆各一栋，一栋办公室，子女都送英国留学。他动辄就要宣布破产，银行和县政府却不让他‘破产’。因为一旦宣布破产，银行贷款就要变成呆账，政绩不好看。所以，只要他有订单，就继续给他贷款。真是应了大陆那句话‘黄世仁怕杨白劳’了。”
好厉害的北京老太太，高坐纽约第八大道，从古到今，谈政治，论经济，挥洒自如，愣是给我上了一课。惊诧之余，感慨万分，特立此文以为记。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