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底波澜鱼不知
1957年我27岁，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能听一些内部传达。其时1956年以来一个又一个宽松精神在下达。诸如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表扬反官僚主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继之到1957年4月底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真的是一派祥和之气，就连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欣然为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十几天的鸣放中各报是满坑谷的批评意见。这一情况使我不禁又感动又吃惊，从早年在学生运动中培养的那种忧国忧民、振臂一呼的意念涌动于胸，遂在5月20日在天津日报社四楼礼堂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这一次发言其代价是22年的大好青春！
原来，1957年5月中旬在波匈事件和尖锐鸣放刺激下，高层领导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暗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得到这一部署精神的骨干胸有成府，满面春风地在“恳切”动员发言，而一般人则在那里直言无隐、傻拉瓜唧地倾吐衷肠。那时，《天津青年报》在和平路《大公报》旧址，一向没到报社来过的团市委领导一再亲临现场反复交代言者无罪，启发鸣放，叫你感到如不说上几句实在有负上级一番好意，大家遂毫无戒心热烈发言。
当时我发言的主旨是：开门整风是古今中外政党做不到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但从整风发言来看，现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三害”严重，应大力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比之人大、政协，天天要出的报纸，应当把反映人民呼声和监督执政者视为天职。没料想，强调舆论监督的这些话，不容分说地便被认定是“右派反党新闻纲领”。在解放前我不顾生命危险便追随党。把自己命运和组织联在一起，怎么现在却要反党呢？然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从地下党时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领导人现在都不认得你了，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猛烈围攻，一开始叫“辩论会”，我便据理抗辩了五次。美术编辑王子明会后说：你真叫舌战群儒！只这一句话，他也被划右。原来，谁同意我的观点谁便划右。善于罗织罪名的有关负责人，集当时批判用语之大成，层层拔高，最后构成一个“以肖荻为首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右派反党集团”。幸而北风转南，时过22年，《天津青年报》这10个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并认定过去罗织的罪名全属不实之词。一个兴师动众、声势赫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不仅为十年浩劫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在翻云覆雨中使披肝沥胆者蒙难，在“诚为贵”的民族血脉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些年我坐车路经天津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时便不由得发生一种联想：1957年5月我是《天津青年报》第一个被揪出的靶子，我被围攻几天后，便受命到一间小屋去反省。中间出来解手时路过会议室便见原来斗我的人，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坐在被斗席上，沮丧不堪。原来风水轮流转了。那真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惶惶不可终日。从时序上讲反右派还只是一个小圈儿“内环线’。两年后反右倾机会主义，原来报社反右斗争的主要骨干因说了些实话，被纳入批斗席狠整一番，这可说是“中环线” 了。及至文化大革命，在前两个运动主其事者本人遭遇触及皮肉，被造反派打下几颗牙来。这就是“外环线”了。这不过是当年“运动风景”中一个细部。放大来看，此类轮回可谓不胜枚举。反右时老舍先生写了一篇《吴祖光为什么怒气冲天》，用语很重，篇尾还召唤：“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但曾几何时，文革中老舍先生被迫跳湖自杀。曾经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些围攻彭德怀者，转过来在十年浩劫中纷纷落难，就连功勋卓著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在开封死去的时候，浑身背负着无所不用其极的骂名，一只脚光着露在外面，连真名实姓都不能用！老舍先生呼喊的“要警惕啊”，警惕什么？历史是最公正、最无情的。“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止左”！历史告诉人们：跟着“左”跑，那么今天你给别人打棍扣帽，掉过头来明天挨整挨斗的就是你！这就是“运动年代”铁的法则。一旦 “左”占了全局性、压倒性的主流，你就是再高的智商、再大的功劳也逃不过这一恶性循环！如果这一条教训记不住，谁能保证历史不再“有惊人相似之处”呢？
一些新闻界同行还喜欢问我：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漫长而沉重的压力之下，你怎么没想到自杀呢？
按照长痛不如短痛的逻辑，这问题提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可以说当时如告知要强制执行22年，说不定有人就会一头向墙壁撞去。但事实是，除个别寻了短见外，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是耐着性子度过了那艰难苦涩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那时如同开始“引蛇出洞”时，只告诉你言者无罪，并没有告诉你犯忌的“六条标准”一样，现在处分你时则只告诉你“只要好好改造，必有光明前途”，并没有任何年限的界定。使你感到只要拼命改造，也许两三年就重回人民大队。于是你就苦苦争取，但又苦苦失望，翻天覆去地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希望……这样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跌跌爬爬、年复一年直熬到1979年。
其实，钝刀子割肉更疼。但我要说的奇迹也就在这里，我面对那如山的压力，在长达22年历程中不仅没想到过死，而且可以说从未沮丧过。首先感到天大的冤枉，我好心好意响应号召提意见怎么就“右派”啦呢？为此我连续抗辩，使自己的处分等级坐上直升机。但，就在处分宣布前夕，我对怎么也搞不通的“右派罪行”，在昼夜苦思中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其时，在我的思想武器库中除了1948年参加地下党以来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就是自幼感受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被连续批斗、报纸点名和抗辩无效后，我不禁昼夜苦思、反复自问：藐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我认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我究竟错在哪里呢？痛苦哇……这时，“阶级本能”四个字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把稻草。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我确是在浑然不觉中铸成大错？那如今击我一猛掌就是应该的！在政治高压下我的心态出现一种“我已非我”的混沌和蒙昧，甚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风口浪尖上作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因此当时只要思想上出现反复，便严厉地自我断喝一声：镇压反革命！面对随后到来的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以至工资从16级110元锐减至每月三元零用费，均认为是理所应当，我要和过去决裂、决裂再决裂！此外，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的情结；高尔基历尽艰辛终成作家的梦想；“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轶事嘉言，均给我以上刀山下火海一般的力量。古语：须臾忍死。这一切，使我产生一种清教徒般的倔犟。不是火中飞出凤凰吗？就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一遍遍夯实这一奇特的精神架构……
但，现实远比我的想象残酷得多。劳动农场的劳动是超强度的。1958年4月16日原机关用吉普车将我和另外两人送板桥农场。那是一个多年改造劳改犯的地方，对这些受“最高行政处分”者均沿用旧习，200多右派分编几个队。睡觉如沙丁鱼罐头挤成一团。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一路在狂风暴雨中跌倒上百次，摔倒爬起如泥猴，一身“三不怕”，新雨衣扯碎，满面泥污。暑天耪大地，汗如雨下；隆冬打冻方，虎口震裂；粪汁沤肥，遍体黄汤；8月补秧，连续三日夜苦战在水田中，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个人形来，那是片刻的吃窝头时间；日未出而作，日落亦不息，年节假日还要“义务劳动”出工，据称这是为了占据你的“脑际空间”。对于这些来自办公室、课堂、实验室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度日如年一般。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咬牙度过。但尽管这样我没有悲、没有叹。我一门心思：听党的话，要脱胎换骨就得死去活来，凭借一种“以左治左”的蒙昧，巩固了我那种苦行僧般的精神家园，一时之间竟是无怨无悔地闯过头几年。
但，在劳改生活中最为熬人的尚不是劳其筋骨，而是望山跑死马一般地苦其心志。 1958年开始实行的劳教是不定期的，上边给予的承诺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归人民大队”，在这一口号鼓舞下，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遂于 1960年国庆较早摘帽解放，满以为原机关就会派车接我回去，机关领导热烈握手鼓励抚慰……一时之间额手相庆翘首企盼。岂知，这一切均是自作多情的泡沫！事实是，这“摘帽右派”比“戴帽右派”还要夜茫茫、路漫漫……
可爱的“红色保险箱”
之后，除了将你从劳教食堂换到就业职工食堂，从集体用铁桶打饭变为个人用碗打饭，从不准离开寸地到可以礼拜放假而外，那“摘帽右派”和“就业职工”同样被视为异类，被管教队长称为“你们”，而绝非“同志”二字；在社会上则你依然被人视为劳改犯，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云云谁能说得清呢？在这一次如大旱之望云霓，却盼来赤地千里之后，到1962年高层又传来“甄别”的“新精神儿”，有些内心同情这些倒霉人物的干警也悄悄相告，并将右派集中起来改善伙食、增加休息并叫各自复习课业，在“原职、原薪、原单位”的传言中许多学员大喜过望，有的竟拿过算盘来计算如补发工资可以拿到多少钱……岂知，那九天仙女一般的“新精神儿”，就如同大风天半空飘摇的塑料袋儿一样，不仅可望而不可即，不久竟汪洋一片都不见，从希望的浪尖又摔到失望的谷底。
面对这一切起起伏伏，我已变得比较“成熟”。再好的传闻、多坏的消息我均淡然对之。我既以普通劳动者作底线，又何必为那名缰利索心潮起伏庸人自扰呢？我在逆境中静观，大气压却日趋窒闷。1964年四清开始，又一批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送来劳教。有人说，这“狗不理包子”不是一屉顶一屉，而是一屉压一屉，压在最底层了。未几，文革开始，社会上传来种种腥风血雨，许多熟悉的领导人和老同志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纷至沓来。形势发展至此，那一向渴望即便扫厕所也可，希望重返社会摆脱劳改阴影的板桥老右们，却感到农场“相对安全”，一时之间有人竟称板桥是“红色保险箱”！因为那里是一群匍匐在地无权、无钱、无门、无路的“死马”和“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也。至此，倘说从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
由于农场的特殊经历，使我更看到一些底层的“小右派”在背负种种骂名之后仍未扭曲的真性情。数学教师王梦珏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他常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弄不清这个好心得恶报的人生疑团！他每天劳动十足用力，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赤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包起来缝好，到小站邮局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已然落魄这步田地，心里还在惦念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告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阵心酸。再一个是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这个一向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在1969年被遣送，回到安庆郊区农村。一天外出回家过一小河时感桥板松动，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便跑回家中取来铁锹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在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落入湍急的河水，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诚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留日归来的音乐学院教师王可之，因精通外文被调公安六处李七庄一个翻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上吊时他用一块手巾将脸包住。熟悉他的人说，王可之这个人一向爱孩子，他是怕把游园的孩子吓住所以将脸遮起来。啊！直到死时，他们还在想别人、想着孩子，这样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是什么反这反那呀！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此言，一万个正确。培根说，以史为鉴使人明智。像反右、文革这样一些全民性的灾难就需要全民性的反思，才能把历史教训化为伟大力量。老百姓 “位卑不敢忘忧国”，领导人虚怀若谷听忠言，才是兴国之兆。从政治文化上深层次探讨这一运动非这篇小文力所能及。几许闲笔倘能为历史长河留下几滴逝水，便于愿足矣，也就算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