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的物价上涨，在各阶层消费结构出现断裂的中国，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影响非常不相同。贫困人群与富裕群体无论在消费总量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对于富裕者与中产阶级来说，影响不大，因为食物消费在他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不大，尤其是对消费模式早已进入享受型的富裕者来说，这种上涨等于是下了点毛毛雨而已。但对于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群来说，生活立刻雪上加霜。物价上涨，收入既定，用于粮食消费的支出立刻增加，这意味着贫困者在调整家庭支出结构时，必须立刻调整食物结构，减少肉禽蛋的消费。
按照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最近公布的调查资料，中国低收入户家庭中普遍存在收支倒挂的现象，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237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6%；每月人均消费性支出26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2%，入不敷出是其收支特点。这些低收入户家庭主要食品消费的质与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消费特点是：食品支出比重大，粮食是最基本的必须消费部份，占食品支出的11.7%，蔬菜以土豆、大白菜、酸菜、白豆腐等大路菜为主，肉禽蛋及牛奶和水产品类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食品消费支出额占总消费支出额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高达50.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9个百分点。这一调查还谈到，这些低收入户家庭常购买价低质次的商品。
看了这一数据，对于中国这一轮食品、副食品价格上涨给低收入者造成的伤害与压力就会了然于心。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一人群在中国数量庞大。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城市贫困人口2,000多万人，农村亦有3,000万贫困人口，此外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除了这1亿1,000万贫困人口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对贫困人口定义标准过低，许多按中国标准的非贫困人口（如数量庞大未列入贫困人口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其实也非常困难。
中国政府承诺将通过抑制物价来解决这些贫困者的生活，实属徒劳无益之举。改革开放以来，控制物价这口号多半是口惠而实不至，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日渐消亡的今天，政府其实已经不能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上涨。但美国解决贫困者生活的方式却值得借鉴。中国国内出于宣传需要，关于美国穷人的生活状况介绍多不真实。事实上，在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双刃剑”（即公平与效率）方面，美国的方式虽然明显不同于欧洲诸国那种带来严重后果的高福利政策，但也可以归属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范畴，财政济贫就是美国防止贫富分化的社会经济政策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将财政收入的一部份用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开支，包括对“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发放现金和食物券，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老残遗属保障体系。救助贫困者的第一优先是食，美国联邦政府给各地贫困者发放食物券，这些食物券用于购买面包、牛奶与肉蛋类。如果食物券的持有者想购买其它商品，也可再按其价值折换购买，一般商店都接受这种食物券。这样一来，不管通胀水平如何，美国的贫困者都不会陷入饥饿状态。
中国目前号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35万亿美元。虽然人均GDP与美国不具可比性，救助贫困者的水准当然也不可能与美国相比，但至少有些方式可以借鉴。比如这次食品价格上涨带给贫困人群极大的生活压力，各地政府可以考虑将补助贫困者的方式由单一的现金改为发放食物券与现金，无论通货膨胀幅度有多大，食物券的购买数量将保证贫困者的温饱，如此可使贫困者不至于陷于饥饿。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数量庞大的贫困人群将长期存在这一事实，这种政策调整完全应该尽快列入政府工作日程。
与控制物价这种难度相当大的方式相比，改变救助贫困人口的方式，既简单又易行，且使贫困者深受其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