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张纯如书中所描写的细节或许并不是很新鲜，但在北美、欧洲和英语世界其它地方，南京大屠杀的整个过程远远不象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样受到广泛的介绍，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因此，张纯如把这个历史事件用英语表现出来，让它超出了中国和日本历史的范围，进入一个更广泛的世界的历史意识，这是她为历史研究和历史传播所作的一个突出贡献。
在完成了这本书之后，张纯如又出版了一本书，反映美国华人在受歧视的情况下努力奋斗的历史。在她自杀前夕，她正从事另一项研究，有关二次大战时期美国战俘的遭遇。
1942年日本在占领了菲律宾之后，曾经强迫数万名美国战俘在极端恶劣的状况下作长途步行，结果将近两万名战俘在途中死亡。这个事件被称为“八打湾--死的行进”。
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张纯如在她的历史写作中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在暴行和苦难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张纯如的书和历史上所有值得一读的历史作品属于同一个类型。
然而，在张纯如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的背后，有一个很多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近几十年来，种族和文化多元性在西方世界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成了所谓政治正确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西方人对不同种族或不同族性之间的暴行特别敏感。例如三十到四十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本上个世纪初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九十年代波黑塞族对穆斯林的迫害，七十年代巴基斯坦军人对孟加拉妇女的暴行等等。张纯如的作品主要描写的也是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由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写作，我不由得想到另一个女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介绍过的王友琴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受难者的记录。王友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师，她耗费了20多年代的心血，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文革受难者》。
稍稍翻阅一下这本书，人们就会被文革中所发生的暴行所震撼。例如一个年轻力壮的男教师竟然被他的几个女学生活活打死。在1966年夏天，短短一两周时间里，北京就有数千人被打死或自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和平年代，杀人者和被杀者不但同文同种，甚至是师生，是同事，是街坊邻居。王友琴当然知道文革的受难者难以计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以她个人有限的能力，她只能收集700名证据确凿的死者。她希望她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
然而，同样是揭露暴行，王友琴的工作远远不如张纯如的工作有影响。如果就暴行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文革无疑要超过南京大屠杀，因为文革所涉及到的是全中国，受文革影响的几乎是每一个家庭，在文革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死难的人，总数远远在南京大屠杀之上。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对敌对民族所犯下的暴行，无论多么可怕，都要比在和平年代对本民族成员所施加的暴行要容易理解得多。因此，对文革暴行的历史记录和理解，应该比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占有地位。
可惜的是，不要说在中国的中国人，就连在美国的中国人，了解王友琴的工作的人比知道张纯如的著作的人要少得多。当张纯如自杀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表示应该设立一个基金会来纪念她，因为张纯如的工作代表了历史学家面对真相的良知、勇气和人道精神。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我想，如果要说良知、勇气和人道精神的话，那么王友琴的工作难道不离我们更近，她的献身精神难道不更值得我们敬佩吗？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