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
不消十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殴打；沈崇事件之后，五四领袖胡适之在任何一个大学登台，总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断，已不能从容演讲。西化打败中化，俄化打败西化，从五四运动分野出来的这支左翼运动呼啸直下，如入无人之境。
多年之后回首，人们才看见惊涛拍岸，只是开辟了一个“丘九”传统，“丘九”比“丘八”对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破坏更甚。
时至今日，大陆公开出版的汉语阅读物中，只有在韦君宜的《思痛录》中看到对这一传统的深刻反思。她所属的那一代人已经是五四第二代，是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登上政治舞台，席卷蒋百里之后五十年。但在晚年反思时，她终于说出了她这一类型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一句话：如果早知后来经历的一切，她就不参加了！
“文革”是这个民族一百年酒精中毒的恶性发作，表面上是五四精神的中断，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左翼延续。时之伟人，念念不忘的是五四遗嘱－－政治革命因孤立而难免失败，只有深入到社会革命才能保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会颠覆，只有深入到文化革命才能保社会革命。恰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孜孜以求，也有一个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从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到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历史执意走完一个轮回，才愿重归它的起点。
“改革”否定“文革”，并不只有经济转型的意义。所谓拨乱反正，应该是“拨”五四以降的左翼激情，“反”血与火之下的社会理性。遗憾的是，“文革”只能以“文革”的方式了结，恰如俄罗斯民俗，酗酒者只有再灌一口酒，才能促使其醒酒。这就注定与“文革”相反的新时期－－“改革”，要拖着“文革”的浓荫前行，颠颠簸簸，酒意难醒。当时否定“文革”的最好理由，是痛斥“文革”武化－－“打砸抢”，但是“打砸抢”却被限定在一个狭小范围，并没有上溯至历史深处，淘清五四以来的“丘九”惯性：能打能砸就是革命，能抢能分才是公平。
八十年代末。“改革”原生两翼，折一翼留一翼，诸多改革是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改革因此而删削了左右；能深入，足令邻人羡慕，却也因此收窄了社会参与。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贫富不均到贫富悬殊，市场经济未必是“原罪”，却最可能成为“替罪”。
市场经济历来离文人远，亦为历朝皇权所不喜，到了1956年，曾经被消灭过一次，干净而彻底。民主是与市场经济一起来到人间，你不可能只要民主，却不要市场经济。文人可以找到不民主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也可以找到不市场经济的“高度民主”即－－斯大林的真专制，却难找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民主。文人当不忘1957年反右，却不能淡忘市场经济被消灭的1956。1956是1957的铺垫，在此之后，执政者才那么坦然面对普天之下的腹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十年后，市场经济第二次出现，如此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却是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它一身而两任焉：既通向旧体制，新利润滋养老权贵；又可能蜕化出新因素，反噬其母体。
中国终于再生出“看不见的手”，却还有“看得见的脚”。“脚”覆盖着“手”，既释放“手”，也扭曲“手”，“脚”与“手”一起扭。
蒋百里前后，没有一代文人不要民主，但也没有一代文人能明白有市场经济未必有民主，但没有市场经济，则肯定没有民主。
改革发生歧义，开放也免不了争议。也是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从穷国中的大国，一跃为大国中的穷国，大国心态催人扬眉吐气：仿佛地球发生新了的造山运动，水平方向的发展一跃为垂直方向的凸起。
历史有刻度：一个民族积压有被侮辱、被损害的集体记忆，有一天它突然变得富裕，哪怕是只有一部分人先富，更是它需要冷静警醒的时候。三十年代的日本少壮是这样，同一时代的德意志则说“国家社会主义”。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雄赳赳跨进租界，让白种人拉车，让黄种人坐车，让更多的中国人欢呼：打倒白色帝国主义！日本人这样做，是出于大东亚共荣圈的骄傲，而中国人那样欢呼，则暴露刺刀下的奴性，奴性不妨碍民族主义的酒性。
科索沃危机重新点燃新一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义热情，那一次“爱国主义”狂欢，也许是想模仿八十年代的师长？却使人想起“丘九”，想起义和团，还想起沈崇事件。龙应台为同胞民主辩护，同时剥离绿岛上的民粹主义，却在网上被万箭穿心，口水也能淹没理性。两岸少壮首尾相啄：一边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另一边则还是民族主义加民粹，大家都是国家至上，再加某某主义。
八十年蒋百里回首，中国是否已醒？幸亏还有国歌，起首一句颇理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的并不是战时，而是在大国复兴时：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惟有历史的锋刃在暗中逼近。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