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十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天。
一年多以来，我从来不愿再去想起这段痛心疾首的时光，我差不已经快将它忘记了。我也一直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能发现情况，及时废除某些不公正“恶法”。但是，孙志刚案件的发生，让我无法沈默。如果你们读了我今天写下的经历，你们就会知道，孙志刚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必然。虽然，在中央的强力关注下，孙志刚也许可以在天瞑目了。但是，我相信，某些明显违反的宪法、践踏人民合法权利的地方“恶法”一日不废除，这个世界就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李志刚、王志刚......许多天的思索之后，我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段黑色的回忆，哪怕受到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也在所不惜。
1.收 容
时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进北京收容所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2002年3月8日。否则我肯定记不起来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因爲卖艺被收容起来的。北京动物园附近地几个地下通道里，有很多卖唱、画像、设计签名的青年，我那时就是其中一个。我且不爲自己辩护什么卖艺不等于乞讨，什么外国大街、广场、公共汽车上卖艺的歌手乐手比比皆是，因爲人家讲，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嘛。实在不明白爲什么“国情”会被广泛地当做藉口。不用辩护！活该我也认了！----我又嘴臭起来了，还是少说道理，接着讲故事吧。
那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我知道“两会”期间都盘查得比较紧，所以平时也很少去地下通道唱。但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唱歌。虽然，很多卖唱的兄弟也的确经济困难，如果挣的钱多一些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喜欢在人们面前唱歌才是最重要的。几天没出去唱歌了，我又忍不住了，背着吉他又去了地下通道了。
说起来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算是在通道里碰见的几十个兄弟姐妹（遇到过一两回女的）里唱得最好的歌手吧（弹得不算最好），所以以前警察遇见我的时候，总是格外开恩，一看到警察来，我不是像别的兄弟一样赶快跑，而是假装没看见，更加用心地表现我的歌声。警察听见唱得不错，也就对我不凶，很多时候也不管。有一回几个警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唱一首“罗大左”的歌，让我摸了半天脑袋。
恰好这天我碰见两个朋友，于是三个人三把吉他在那里合作。警察来的时候，一个兄弟在唱，我们都看见警察了，但是我想让警察知道我们不是瞎捣乱的，是在认真做艺术（有点理想主义）于是鼓励这个兄弟说“唱好点”，可偏偏他的嗓子不争气，警察过来大骂，“妈的，看见我们来了还TMD瞎吼！把他们收起来！”看来我的“土办法”不灵了。
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凶狠地赶上收容车，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丢脸的感觉。我的心里，仍然在倔强地问自己：“错了吗？没错！我是在做艺术！”
后来我们被拉到动物园附近＊＊派出所，在路上我的一个朋友不停地用手机向外面联络。因爲我们知道，只要在送到收容所之前，如果有人来派出所，用几百块钱是可以赎出去的。
在派出所，一个民警一边问我们的情况，一边做笔录。问有什么证件，我来劲了，我有啊！我有身份证暂住证教师证（来京之前我做了三年小学教师），还有一个采访证（做过某报的特约记者，但是不是记者证），我的证件是最齐全的！不管用！因爲我不是本地的教师和记者！傻了，当笔录递到我手里，让我签“同意”的时候，我迟迟不肯下笔，直到一声厉喝传入耳中，我才战战兢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乖乖地按上手印。
终于没有盼来任何救星。当收容车往昌平区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只剩下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车上除了我们三个唱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街边卖烤红薯的妇女，一个是做小买卖的男人。
2.大 院
车一直往北，出了清河有一段车程，就到了收容所。门牌我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北京第二收容教养所”。从外观看来，收容所还挺漂亮的嘛。车开进南边的一个小院，下车登记，也就是警察向收容所交接。一下车我张大了嘴，院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呢！而且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的开来。我看见里面有不少女的，有人悄悄说她们是干那行的。
“蹲下！”“两只手放在头上！”“＊你妈的！动作快点！排好队！”原来有不少保安手提警棍在协助警察管理。谁的动作慢了，要被拳打脚踢，或者吃棍子。
在登记点登记有点意思。让你站在一个摄影仪的下面，只听“嚓”的一声，大概我的光辉形象已经留下了吧。我这个人不爱照单人照，以前跟学生、同事都照合照习惯了。这次免费来了一张。这时里面窗口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不敢贻慢，立刻脱口而出。
然后我们被带去存放物品。在收容所里，包裹行李、手机、贵重物品都存上，身上也不许带上超过100块钱的现金。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面，因爲这时我们旁边已经没有女的了，我想这就是收容男号的地方吧。我们被命令蹲下，在那里等候开门。
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依次进去。在进门一霎那，我顿时惊呆了！！！
很大的一个院，院里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群，分成好多堆，每一堆大概有四五百人，总共有两三千人吧！院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两层楼，每层都很高，阳台边全部用很粗的钢铁棍子焊成密封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里，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或是把头挤在两个铁棍中间，茫然地望着铁窗外面！院子里人声鼎沸，楼上和院中央的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四五千人！
进去先要搜身。两个保安戴着透明的塑胶袋，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搜查。我那时有一个寻呼机，没有存放，因爲我想知道哪些朋友找过我。可恨的保安拿过我的寻呼机，将电池取下扔在垃圾桶里。后来，“聪明”的我花了十元钱“买”回了这节电池，这是后话。
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大家正在吃“饭”。人群是按照地域分的，我那两个朋友是河北和东北的，被分在西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而我因爲是四川的，被分在西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一进这群人，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感叹四川真是人口大省，这么多兄弟遭此厄运。
我去向管理我们这堆人的警察报道。从现在开始，我对于这批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律不再称爲“人”，改称“盲流”。因爲在收容所里面，无论是警察还是他们的走狗保安，统统吆呵我们爲“盲流”。我这个“盲流”去向警察报道，警察正在忙着训“盲流”，很不耐烦的让我去院里的一推大桶里拿吃的。我走过去一看，生平见未所见，只有在革命教科书里读到过！那几大桶黄色的粗得不能再粗的玉米面做的烂窝窝头！我摇摇头，回到警察旁边说：“我不吃了。”警察喝道：“去那边蹲着！”结果第二天我就后悔了，这又是后话了。
秩序有点乱，警察在“盲流”群里面找几个“盲流”出来做“带班的”，这些“盲流”出来之后也挺神气，忘了自己也是被收容进来的，跟警察保安一样喝斥着大家，不听话的就施以拳脚。大家不敢多说话，两手放在头顶上，蹲得整整齐齐，偶尔有胆大的在窃窃私语。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一批“盲流”被吩咐从楼上往院中央搬被子。被子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这些被子不但又破又烂又脏又臭，而且又短又窄，我庆幸我长得不很高。这时，警察宣布，两个“盲流”一张被子。我的天，怎么办，我又不认识别人，叫我怎么跟别人一起睡？
幸好，有一位兄弟挺面善的，我们俩互相点了点头，就咱俩吧。然后就是排队抢被子，有的想多抢被子的，被狠狠地扁一顿。
我们被要求去西边二楼的两三个屋子里睡觉。和抱被子的兄弟一起，随着滚滚的“盲流”，我们进了一个屋子。屋子大概有三十平米，里面的三分之二用木板搭成一个平台，高出外面二十公分吧，大家就睡上面。很快，大家听话的依次躺下了，这么一个屋子里，就密密麻麻的躺了一百多号“盲流”！总之，挤得不行，躺下去就不能动了，别人的臭脚就正好在你嘴巴旁边，那也没辄，还有“盲流”没地儿躺呢。
警察走了，大家可以说话了。我们屋里有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的同胞，其中又以四川的居多。大家问起相互的情况。有干厨师的，有做杂活的，有搞装修的，也有上班的白领，或是自己做小买卖的。里面倒是有少数跳来跳去很烦的那种人，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靠挣几个小钱寄回家养家糊口。很多都是因爲没有暂住证或者没带暂住证出门被收容的，可是有的人本来是有暂住证的，但是被警察撕掉，并无耻地问道“你还有没有？上车！”还有一兄弟说，他在家做饭的时候被人家上门查证扭走的，他说他走的时候来不及关炉子，恐怕炒菜的锅已经成废铁了？问起我来，大家就奇了，我不光拿出了暂住证，还拿出了教师证，采访证？大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你怎么会进来？我笑而不答，心想我被收容才是名正言顺的呢，人家北京市人大立的《北京市治安收容管理条例》里面，专门收容我这种“流浪乞讨人员”，你们打工的都是“两会”的替罪羊而已！大家说你不会是来暗访的记者吧。我摇摇头，心想，我当年做的什么特约记者？那是一家号称中央级经济类报刊，嘿嘿，可是生存困难，要拉效益，而我说穿了就是给人家企业做软广告的那种，说起来我都惭愧。实在问得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嫖妓给带来的。我心想，看来我还算“正宗”的“盲流”？
“吵什么吵！给我睡觉！” 警察出现在门外。后来，我见过他们安的监视器，每个屋子的情况他们都很清楚。
在这样的夜晚，谁睡得下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人身自由被无情地剥夺。高高的墙上有窗户，那是用两层铁棍做的窗户，没有人可以逾越的。再说，后面据说都是玻璃渣、铁丝网，也许还有警犬，听“带班的”说以前有人跑过，但是只要你一跑，是绝对会被打得半死的或者是死掉的。在这样一个地方消失，是没有人知道的。因爲，陪我们进来的只是一张写着姓名和住址的小纸条。明天将是怎么呢，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我们都互相安慰的说“收容不是犯法”，我甚至还跟大家说“收容”是“收留救济”的意思，可是连我都爲这种骗大家骗自己的言论感到羞耻：谁愿意被强迫停止工作，被这样“收留救济”呢，被强制遣送回家？吃的是什么？睡的是什么？真正犯法的犯人还有床位呢？我看着空空的屋子，寒风凛冽的窗户，我想要是冬天，这里面的同胞们是怎么度过的。我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是我曾教学生的内容。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正在被某些势力滥用，用做压迫无辜人民的工具。几千年了，中国人还是喜欢窝里斗。
3.血腥的事实
总算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天终于亮了。因爲没有早饭吃，要等到中午。每天要下去集合三次，列队，点名，然后又回到楼上。肚子实在饿坏了，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我一天没吃东西了。午饭，照例是又烂又臭的窝窝头，一人两个，不许多拿。说实话我连多拿的兴趣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第一次吃得这么香，我后悔昨晚拒绝了可爱的窝窝头。不过，我看着别人有塑胶碗盛着白菜汤喝，我就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你去买个塑胶碗啊，五块钱一个。后来我才看见，这里面有人推着小车在铁窗外卖东西，外面五毛一根的火腿肠这里两块，外面七毛的速食面也是两块一袋，薄薄的塑胶碗五块，还有一些五块的东西，我记不得了。我想这卖东西的肯定也是某某处长科长的亲戚吧？
我很担心有朋友或家人呼我，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他们找不着我会疯掉的。我们不可以在大院里乱走，只能规规矩矩地蹲在那里。于是我找到我们那里一个“带班的”。我拿出十块钱，请他去昨晚那个垃圾桶帮我找那节寻呼机电池。这家伙竟然敲我要二十块。我急了，说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于是他成功地帮我找回来。其实，我知道，我是不能回电话的，就算知道有谁呼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否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贿”？
在这个大院里，我见识了许多只是在电影里面才能看见的血腥镜头。
我的另两个朋友关在西边的一楼，正好在我们的楼下，而我们第二天就转到了北楼。他们屋里的一个东北“盲流”，言词间顶撞了管他们的保安，后来不知怎么地，那保安提起手中的警棍，狠狠地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那“盲流”顿时捂着血淋淋的脑袋蹲了下去。饶是我那个一米八五的高个子朋友，也给吓呆了。
我们集合吃饭的时候，正好在东边的楼下。东边的一楼里关押的是老少病残，那情形看着实在让人恶心。缺骼膊少腿的、看不见路的、老得走不动的、地上爬的、烫伤了的......实在是看着心酸。最可恨的是，最小的是约莫只有三、四岁的小孩！还算收容所的那帮人有点最后的良知，让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一点，馒头。当我们看见那个最小的小孩，伸着嫩嫩的小手，把馒头喂到那个瘦弱得要死的老爷爷口中时，很多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我不想去仔细回忆这些黑暗的时光里的每一分钟，如果那样，我想我可以写一本书。我只是想说，其实，在收容所里的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没有违法犯罪，他们只是爲了打工求生爲了养家糊口。就算有人违法犯罪，他们应该去的是法庭和监狱。我在想，在北京这样1400万人的大城市，没有暂住证的恐怕有一两百万人，他们是否都是“盲流”，是否都该到这里给关押起来呢？
寻呼机响个不停。是高个子的女朋友。呼了很多遍，后来才知道，她都快给急疯了。我从北楼二层隔着的铁栏向高个子招手，差不多十多分钟了，他才看见。他靠近隔着他的铁栏，我们离了有二十来米。“你女朋友呼你！”他侧着耳朵，“听不见！”“你女朋友找你！”“啊？大声点！”望着下面向我看的警察和保安，我又不敢吭声了。我怕死。等保安转过身去，在嘈杂的人声中，我又喊起来：“＊＊＊呼你！”
他终于听明白了，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他更加伤心。我后悔告诉他。他要我告诉他我的银行卡号。据说我们最后会被遣送回老家，他知道我的老家成都离这里很远，遣送回去都要家里人拿钱来取的，到我们那会非常的贵，听说要八百到一千二百块才能赎人。这笔钱要当做运费给北京公安局的。我以前是小学教师，三年后停薪留职来北京想搞音乐，我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的校长、同事、甚至我那满校的学生们用惊讶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从警车上走下，他们哪里相信在某些地方不犯法也会受到这样的污辱？他们当然会认爲我在外面犯什么事了。我怎么去向孩子们解释呢？我曾教他们警察是好人，犯法才会被抓，难道今天要我告诉他们世界某些角落的黑暗？他们这么小......面子丢了就丢了吧，我更不能忍受我妈妈心目中一个从小引以自豪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尖子生”会被警察押送回来！她们无法了解，我荒苌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