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何清涟以亲身经历谈多维角色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2001年逃离中国之际，多维网做了许多报导，同时何频的明镜出版社也在海外热卖何清涟着“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此书在海内外引起强烈轰动，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何清涟旅美以来著作甚丰，出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日文版、韩文版和德文版之外，完成“中国人权”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课题，发表倍受关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每一两周即有一篇研究分析文章发表。奇怪的是何清涟旅美后的文章多维网难得一见，在近日何频发表“多维是谁的传声筒”一文后，多维在一天内登出三条何清涟文章，日前又在报纸和网站上发表对何清涟的专访。为此记者专访何清涟寻找答案。

　　大纪元：多维新闻网在对待您的态度上发生过许多转变。在您2001年逃离中国之际，多维网做了许多报导，同时何频的明镜出版社也在热销何清涟着“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但很快您就被雪藏，多维网几年来很少刊载您的文章。近日，多维一反常态的刊载您的数篇文章，现在又对您进行了专访。读者对此很有兴趣一探究竟。

　　何清涟答：你们看到的确是事实。2001年6月我刚从中国逃出来时，曾与多维有过接触，那时记得多维刚开办不久，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经济来源都有待提升。而后来多维确实没有报导与转载过我甚么文章，包括一些转载率很高的文章，比如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等，多维也从未转载，倒是国内一些网站上的网友们在与政府打游击战，删删贴贴地努力想传播这些文章。我真为那些网友的安全担心。所幸这几年正好是大纪元时报发展时期，通过这一报系，我的声音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得以传播开来。

　　最近多维对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康莱狄格州三一学院“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研讨会上何频受到与会听众质询后发生的。当时听说多维要采访我，我真的很吃惊，曾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是不是弄错了。从康州回来几天后我曾接到何频先生的电话，他向我解释了一下多维近几年的取向，并解释他说是卫护我的，比如有个叫冼岩的写了许多骂我的文章，他都扣下来了。我告诉他，他可能记错了，冼岩的文章几乎每次都在他的网上首发。多维甚至连冼岩点名批判的我的文章，包括上述两篇在内，都没有刊载以供读者作批判靶子之用。至于多维突然又登载我的文章，是不是一反多维常态，那也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清楚。

　　大纪元：多维发表其专栏洗岩专题文章“□□何清涟”对您进行人身攻击，表示您在美国思想枯竭，身受内外煎迫，可能发生精神崩溃。您对此有何看法？这种人身攻击文章是否超越媒体底线？

　　何清涟答：冼岩是甚么背景，曾有“冼岩”署名文章解释，说“冼岩”不是国安部的写作班子。但至今为止，“冼岩”于公众来说还是个网路幽灵，只知道这个名字是个千面人，甚么样的题材都能写，几乎对任何事件都随时可以写出洋洋万言，感觉良好地加以评论。其文风时而故作文雅，咬文嚼字，时而跳起脚来骂街。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每天工作24小时，大概也无法写出这种风格多样的大量文字，并阅读海量般浩大的信息。至于“冼岩”诋毁我的话，我从来就觉得那是暴露他自己是甚么货色的文字垃圾。那些愿意将“冼岩”那种骂人文字如获至宝地登载的“媒体”，大概也不需要为自己设定甚么媒体底线，因为它们本来就知道自己并非媒体，也根本不会用媒体的标准要求自己。

　　大纪元：您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是何频的明镜出版社发行，而修订版由博大出版社发行，是何原因？这本书在海外也广受读者欢迎，您的稿酬应该也很好吧？

　　何清涟答：交由博大出版社出版，是两个原因，一是我与明镜出版社的5年期合约早已于2002年7月初到期，且并未续约。按照合约，明镜版的书之销售也应该于2002年12月停止，但因他们告诉我还有几百本没卖完，所以一直在卖。二是我与博大负责出版的人谈过，相信他们的诚信与能力。事实证明，博大版的书确实做得很好。至于稿酬，我的书在国内绝大多数是盗版，收益归了盗版商；在海外，我从明镜出版社那里一共拿到了2000册的版税。而修订版在海外发行的情况要好得多，台湾版印了5000册，不到一年已告售罄。博大出了4000册，从去年10月至今据说也已经销售了3000多册。

　　大纪元：21世纪中国研讨会上，《当代中国研究》网站和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要求何频先生回答，“从一个西方自由国家的标准新闻媒体的做法和角度，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的多维新闻网，在那些方向上与西方的正常的、自由的媒体有甚么不同？”何频答说：“多维在面临中国转型过程中他所选择的角色不是媒体”。您对此有何评价？

　　何清涟答：既然他自己都说他所创办的多维所选择的角色不是媒体，别人自然也就不能强人所难地将多维定位于媒体，应该尊重多维自己的选择，不将其作为媒体对待就是了。

　　大纪元：多维办报纸与网路，却又声明自己不是媒体，那它们究竟是甚么？

　　何清涟答：历史与现实经验可以做为解答这个问题的借鉴。西方国家媒体是媒体，有自己的一整套职业伦理，其中追求真实是首要的一条。而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基本上不是媒体，而是宣传机器。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它们的定位是“党的喉舌”或“党的宣传阵地”，其职业伦理是服从党的需要，党叫做甚么就做甚么，事实是甚么并不重要，事实需要服从党的需要。

　　我在这里讲件真实的事情。我在国内时，偶然遇到深圳一位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局长，因为原来认识，于是我问他最深的感触是甚么？他告诉我，美国甚么都好，就是制度不好；而中国甚么都不好，就是制度好。我看他不像开玩笑，于是请他解释。他告诉我，去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布什总统未成年女儿酗酒的事情发生，美国媒体猛炒，布什很狼狈。下面是他的原话：“这点屁大的事情，炒成那样。这样的新闻自由有甚么好？中国如果引进这样的制度，岂不天下大乱？所以党是英明的，绝对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要这套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局长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代表了中国官员的平均认识水平。

　　大纪元：您本人在“深圳法制报”作了多年部门主管，又作了“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专题研究，您认为作为媒体而不是“传声筒”的原则应该是甚么？媒体的底线是甚么？是否对前一段时间的多维何频“篡改报导”事件有所耳闻？在辩论中，有人提出了甚么是“公正媒体”这个命题。您认为何为“公正媒体”？

　　何清涟答：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学者要不要讲学术良知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学者治学要讲学术良知是学术研究的内生需要一样，新闻报导追求客观公正，也是媒体内生的要求。一般来说，媒体的标准有上限与下限，下限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尊重事实，报导要力求客观公正；上限则比较难，比如要体现社会良心与社会关怀。至于在媒体前面加上“公正”二字，可能说明一些中文媒体要追求公正客观的基本标准已经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

　　学术要不要讲良知，与“媒体”前面要加上“公正”二字，这两个问题的荒谬，足以折射出当今中国世态之荒谬，这种荒谬已经延伸到海外华人世界里来了。

　　大纪元：您可否举例说明海外（亲共）中文媒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伊拉克战争、影响美国大选、进行反美宣传中如何与大陆中共媒体遥相呼应？

　　何清涟答：这种宣传如果要举例真是举不胜举，有心人只要作个样本分析就可以了，比如将某一媒体在任一时段的报纸抽出来做定量定性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比如某报纸对上述事件的报导共有多少条，在这些新闻中使用了甚么词语，表现了甚么倾向，与某些公信力好的媒体相比较，同类题材的报导有甚么特色，等等。我自己没有时间做这研究，希望你们能够做个样本分析，这种分析应该很有趣。我总体上有个感觉，国内的媒体不少都在打插边球，努力想挣脱中共宣传纪律的束缚，想成为真正的媒体。而海外不少中文媒体大概因为新闻自由已经不是稀缺物品，反而更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与经济供养，想方设法成为喉舌。海外中文媒体与中国国内媒体各自朝相反方向的努力，只要比较海外与中国大陆的报纸就可以看出。

　　大纪元：中美两地的新闻及信息交流，从来都是不对称，不平等的。比如，美国允许中央电视台落地，允许中共使领馆向海外华人邮寄《人民日报》，但是中共却对海外信息百般拦截过滤，中国的普通百姓更没有机会看到美国的中文电视。您对“对等交流”有甚么看法？对现在这种实际“不对等”的现状又有甚么评价？

　　何清涟答：这种不对等实际上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样而造成的。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而中国不是。所以美国不能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其国土上传播其主张，而中国却可以任意限制。而国际社会对这两种国家的要求标准近年来也宽严不一，对美国要求很高，有一点点事情做得不够好就质疑声四起，比如伊拉克虐囚事件引起的指责甚至针对政治制度，尽管该事件并非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而对中国的要求很低，哪怕中国政府每天都在肆无忌惮地剥夺本国公民的人权，国际社会总有声音在表扬中国的进步，有如幼儿园的教师每天表扬小孩：“某某小朋友真乖，昨天学会了穿衣服，今天又学会了自己洗手，这真是了不起的进步……”。

　　我的看法是，美国受到的批评与监督越多，滥用权力的现象就越少；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不对等还得延续一段时间，除非中国改变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我曾有一位朋友，数年前当了海归，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但前两年又想方设法出来，他对我谈的理由是：“不是嫌国内的物质条件不好，我原来也是中国出来的，对这些能够忍受。主要是媒体的宣传简直就将老百姓当傻瓜，我实在不想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成为思想残缺者。”

　　到海外来以后的三年多，我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后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个典型例子是：不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还是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人士，在表达自己的观阌胍饽钍保(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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