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12-02 08:01:00作者：作者：黄钟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甚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甚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 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甚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甚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 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甚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甚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 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甚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甚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 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