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三星公司器重于我。03年初，进入公司半年后我就任研发中心先行课课长一职。先行课在韩国的金湘玉副总指导下，我负责过空气清新器、空调和冰箱的杀菌功能、立式窗机等项目的先行开发。在短短数月中为公司申请了三、四项专利。并与上海交大达成光催化空气净化产学合作重要协议，为苏州三星在空气净化这一领域的产品开发打下基础，使中国高校与韩国三星电子的合作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三星‘以优良的技术和产品服务人类’的经营理念下，我也非常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家电新产品研发工作。我参与筹备的苏州三星研发中心的成立，更是为新产品研发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作为苏州三星的重点培养对象，去年十月五日我被派遣来韩国三星国际经营研究院培训十周，是在北美、澳洲等国的教师指导下与来自于亚洲各国的100多位三星高级职员一起学习、生活。学习生活比较紧张，但在与多文化背景的教师和同学交往中，也感到自己的知识面有了大的拓宽，各方面能力提高不少。这段时间的培训，我获益不浅。也结交了多国的朋友们，令人愉快。这一切，本来应是在国家和人民培养下，我多年奋斗学有所成后，事业上发展的一个良好起点。
天有不测风云，出乎朋友们和家人亲戚意外的是，我在韩国培训期间，苏州国安在国内的多起特务行动，令有关我的一切发生了剧变。直接导致我在培训结束后有国难投、有家难回。我曾于十月下旬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发过电邮，请法制办转交一封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信。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丝毫回音。在一年后的今天，我决定把这起由一年前苏州国安的特务行动引发的事件公诸于众。
我是去年七月左右在网络上认识李茜的，当时李茜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书，临近毕业。李茜也介绍我认识了她在美国念书的男友小梅。在网络上的交谈中我得知，李茜的母亲杨旭因修炼法轮功前几年就被公安抓走，当时失去一切联系，生死不知。而且由于李茜的父亲受国内电视上对法轮功的诋毁宣传影响，仇视于妻子和女儿，在假期中李茜从南京回到四川往往给赶出家门。李茜毕业时暂时没找到工作，而且不想回家，因为被赶走，她想着出国继续深造。当我得知这一家庭悲剧后，就想努力帮助李茜。当时，我曾想着帮李茜介绍工作，也在李茜困难时作过少量经济上的支援。雷江涛是2003年上半年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他是毕业于河北衡水师专的计算机高材生。当时在参与他以前的老师编写计算机书籍的工作，由老师所得稿费发给生活费。由于有时书的出版迟，那么雷江涛就只好靠向他的老师借钱度日。我当时认为长此下去于他的未来可能不利，就表示过也许他来苏州可找到合适的职位，因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大多数在苏州工业园区有分支等。我想帮助雷江涛在苏州安顿下来。扶危济困、乐于助人一直被我当作是做人的本份。何况我本人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帮助困难中的同修是我份内之事。
由于我自己毕业没多久，为了经济上较好的帮助李茜和雷江涛，我问了一位在国外读书的交大校友小张是否有余力。小张同意借了几千元人民币给他们，小梅也答应借几千元人民币给他们。很久以后，我才得知这位刚工作的校友其实也经济困难的，小梅更是在向银行借钱。这是困难中朋友们之间的互助，患难见真情。
我十月五日来韩国。雷江涛离开河北后先去北京找工作，但没找到，在国庆时回家过了节，过完国庆于十月中旬从河北到了苏州。
李茜是十一月二日在上海她的朋友李晶的住处被苏州国安非法抓捕的。雷江涛十月三十一日从苏州到北京，是去他的朋友孙吉良(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北京太极华能公司职员)处取回他的行李箱，当晚雷江涛、孙吉良和王旭(北邮硕士毕业，首信公司职员)在孙吉良的住处被突然闯入的国安非法抓捕。
我从种种迹象推测，国安抓捕李茜的借口是李茜的帐号上收到了小张借给她的钱，而李茜又曾转借了一部分给雷江涛。雷江涛也可能是因此而被苏州国安盯上的。而孙吉良和王旭则由于刚好跟雷江涛在一起而受了牵连。
那么，是我提议小张给李茜以帮助的，故在他们被莫名其妙抓走而且国安已经在调查我的情况下，我估计自己回国很可能有失去自由的危险。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苏州国安试图藉机转化我来立功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苏州三星的金湘玉副总和崔平锡副总于2003年12月10日来到了我培训所在的韩国三星国际经营研究院。主持苏州三星研发中心的金湘玉副总表示非常希望我回去继续负责先行课正在推进立式窗机等项目。在与崔副总的交谈中，我得知公司是希望我放弃修炼法轮功，立即回国正常工作，崔副总说哪怕假装说一下不炼了应付一下国安也行。我当时向崔副总表示法轮功是被当权的坏人冤枉的，修炼真善忍只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没叫人做任何违法的事。我不会放弃修炼的。并且作为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是不应说假话的。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大家如果都说假话，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也是有害的。修炼者不说假话，对社会是有益的。所以我也不会向国安假装说不炼了。我表示希望苏州三星从爱护员工的角度，要求苏州国安不要搞这种非法调查、不要迫害中国宪法和国际公约赋予的公民信仰自由权利。崔副总表示如果我回去后真的被国安抓走，公司愿呼吁苏州政府放人，但他也说明韩国三星电子在中国也只是客人，是不是有效果，他没把握。对我希望留在韩国三星电子继续工作或学习一段时间的愿望，崔副总表示由于三星集团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三星的原则是不介入政治等考虑，苏州三星不可能帮这个忙的(此决定也得到了韩国三星电子的同意)。故崔副总最后让我自己立即选择，要么回国，要么辞职。崔副总曾说我的辞职情况特殊而且我是公司需要的人才，无论什么时候回国，公司照旧欢迎我，但当时如决定不回去，则必须先辞职。于是我签下了崔副总准备好的辞职书。金副总和崔副总在与我分别时均对我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崔副总回国后也曾向苏州国安表示对我的重用，希望国安不要影响我的回国正常工作。国安则说只要我说清楚就没事。通过苏州三星的联系，我去年十二月向苏州国安局的陈燕处长打过两次电话，我表示，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相反一直在努力报效祖国和人民，我劝他们不要危害公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不能因为我而影响我妻子、孩子及其他家人）。并且说明你们要问什么问题的话，可在我回国前在电话中问清楚，回国后就不要再骚扰我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因为我不想在有可能自由受要胁下回答问题。但陈燕表示，并不是她一人要找我麻烦，而是她与她的同事们必须就一些事情当面向我问清楚。陈燕说，希望我回去，找我聊一下必然的。找的方式可商量的－－她的意思是可以一起喝喝茶之类。‘被国安大哥找去喝茶’，这是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表示一个人因为中国国安调查而突然失踪的话，我从没想到真会有国安想找我喝茶。当然也许当时陈燕的意思是真的喝茶，不抓捕我。但这究竟这是不易分辩的。而且我当时已经得知李茜、雷江涛、孙吉良、王旭被国安非法抓捕。更重要的是，我以为国安在这件事上本就是无事生非在做坏事，故我绝不会配合他们的。我不会出卖良知如他们所愿的。也即，我认为自己是达不到他们所要的那种‘说清楚’的。
我知道，如果雷江涛和李茜不是法轮功学员，苏州国安根本不会过问这种朋友间几千元钱互相帮助的金钱往来。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前军委主席江泽民确定了‘由于法轮功讲真善忍，不会使用暴力，故可放手打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