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文章的《二盘录影带的故事》中，有一盘录影带是我的家乡父老兄弟们自筹钱币聘请人录下的。它录的是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在光天化日下公然违法砍伐国家的防护林带数千亩、并将千万棵树木私自卖掉中饱私囊的犯罪记录。为了这盘录影带，乡亲们跑遍了县市的各个有关部门，要求他们依法保护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利益，然而，都是徒劳无功，无人理会。乡亲们无奈，就把录影带交给了我。
我告诉整天监视我的公安局“同志们”，要求他们依法办事。可“同志们”说，他们太忙了，并让我少管农民的事（我因为管农民的事曾被判了2年徒刑）。我不甘心，又把录影带交给了徐州市林业部门的领导。领导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毁林案，应当查处，但就是没有结果。无奈，我又给徐州市最大的公务员──中共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写信，要求他依法查处，然而，又是“泥牛入海”。
正当我和农民们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而走投无路时，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利益又遭劫难。由于大家看到中共的支部书记砍伐树林无人过问，一些果园承包户也大肆砍伐了个人所承包的苹果树、梨树，并说“当官的能砍咱也能砍”。不出几日，几千亩果园荡然无存。加上前年被中共干部砍伐的几千亩防护林带，那一片被老祖宗留下的防护家园的树林（那里地处黄河故道）和国家的经济林木，竟然消失在中共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正如父老兄弟们所说的，“如果共产党再干下去，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共产主义阶段，恐怕就寸草难生了！”
愤怒的乡亲们又请人录制了砍伐果园的场景，到了县里，要求县里的有关部门连同中共村干部的违法犯罪一起查处。可是，县里的“公务员”们谁也不理。这不，无奈的村民们又把录影带交给了我这个为国家和人民终身残疾、却被中共视为“异己”的游子。
我拿到这盘录影带，看完了那凄凉的场景，真是欲哭无泪。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父老乡亲们，更不知道应该把录影带交给谁？即使交给了谁、法办了那些违法犯罪者，可那些树木又到哪里去要回呢？更何况根本无人愿意过问。弄不好，当局再以我“多管闲事”、破坏了他们的“政治稳定”，将我关押起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