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的话语词典里，“同志”这个词，无疑是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在中国古文里，并没有“同志”这个词，这个概念所以可能是近百年来从外引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把许多新概念以汉字表达之，如“阶级”“革命”“政治”“物理”“哲学”“进化”等等，都是那个时期发明创造出来的。
顾名思义，“同志”即是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或许是早期的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人。在孙中山的遗嘱里，有一句著名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我们这些1949年以后在大陆出生的人，开始都不清楚过去那段历史，还以为“同志”这个被共产党神圣化的词汇，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创造发明，并归共产党独家专用的。
在共产党意识形态最强化的年代，“同志”这个词遍地开花，无所不在。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电影、戏曲、小说以及各种文艺演出活动中，“同志”是一句最具共产党色彩的口号、暗号和咒语。向敌人阵地冲锋时，总有一位政治指导员举着驳壳枪，振臂一呼“同志们啊，冲啊”，敌人顷刻土崩瓦解；当一位战士牺牲时，场景里就出现象征意义的苍松翠柏，活着的战友肃穆地围成一圈，“同志，安息吧”；当两个地下党的接头人对上暗号后，两双骨节暴露的大手就紧紧握在一起，激动万分， “同志，终于找到你啦”；当一位同志犯了错误时，另一位地位高的同志把手搭在其肩膀上，语重心长地道一声“同志呀”，施以滔滔不绝的无产阶级革命大道理。
在前苏联电影里，对苏维埃领袖的称呼就有“伊里奇同志”，“斯大林同志”，所以，这个词儿也许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在历史上，“国共”有两次合作时期，彼此也许曾以“同志”称呼亦未可知。但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历史被窜改，“同志”变成共产党独享的帮话、行话、黑话。国民党的官兵统统被描绘成瘦巴巴的、衣服不合体的二流子，冲锋陷阵时喊的不是逢敌必克的“同志们啊”，而是油腔滑调的“弟兄们，给我上”。
“同志”是一个升华了的、提炼出来的概念，是一种较高级的人性，产生“同志”这种认同感，恐怕需要某种高尚的情绪冲动。早期共产党人里头，确实有一些文人，一些多愁善感的书生，一些迷失方向的空想主义者，但这些人或是最终脱离了共产党，或是被共产党清除了，或是过早地掉了脑袋，被共产主义歪风邪潮挟裹而来的，更多的是一些社会渣滓，一些流氓，地痞，凶徒，盗贼，流寇，破落户，杀人犯，一些追求时髦、追求刺激的男男女女。说到底，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批鸡鸣狗盗之徒的大会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相称“同志”，倒也名符其实。连共产党的牧羊犬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曾对到场的外国客人说，“共产党里没有好人。好人早死光了，剩下的都是行尸走肉。”这句话是恰如其分的。
出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共产党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纳入自己规定的框框里。穿同样的衣服，唱同样的歌，想同样的问题，说同样的话。“同志”成一个神圣的符号，一个高尚的词汇。父子关系成了“同志”关系，儿子给父亲写信，不是“父亲”大人收，而是“某某同志”收。师徒之间是“同志”，夫妻之间也成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同志”关系，兄弟之间是“同志”关系，姐妹之间还是“同志”，连街上要饭的，也会伸出手对行人说，“同志，行行好吧。”。共产党一夜之间就颠倒了延续几千年的人间伦理，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系，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宣传与实践铺平道路。
在那个年代，对“同志”的使用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一些党委书记作报告时，常常称基辛格、尼克松为“同志”。“批林批孔”运动中，二千多年前的少正卯据说是被孔子杀的，少正卯也成了正面人物，成了“同志”，法家的韩非子也常常在发言中被称为“韩非子同志”。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人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革命狂热开始冷却。邓小平复出，着手经济问题，共产党铁板一块的党文化开始受到冲击。人们在互相交往之中突然发现，竟不知如何来称呼对方。这是人性复苏的开端。“同志”这个僵硬，这个怪异，这个莫名其妙，这个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词眼，曾经统治了人们日常生活几十年。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普遍厌恶恐怕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在中国南方，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用“师傅”这个词来代替“同志”。人见面、问路、买东西，都互相称“师傅”，比较起来，这是一个有点人性的词汇。后来随着海外华人、港澳、台湾同胞的观光潮，被共产党消灭了近半个世纪的“小姐”“先生”等称呼开始起死回生，共产党控制社会的能力开始逐年下降。
据说，在老一辈国民党党员中，仍有互称“同志”的。但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已经本土化，国民党成员也成了更年轻的一代，搞政治的人成了政客，对“同志”这个词的疏离感，恐怕只会越来越强。另外，“同志”这个词已被共产党玷污了，成了共产党的一个特定符号，让它与共产党一起败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目前在中国大陆，日常生活中人们早已不用“同志”来相互称呼，只会当作笑袄词褂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