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12-29 08:20:00作者：
把“政党”比喻为“母亲”，实际上是用文学语言为“政党的孩子”之说提供了理念上的根据。不幸的是，这种文学抒情被泛政治化，仿佛它不再是隐喻，而是来自某种历史客观性。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母子关系中，显然，被刻意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强调“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伤害“孩子”的某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家庭孝道的生物合法性不同的是，这种国家孝道得以建立必需一个特殊的前提，那就是要求“孩子”通过文学想象来 “坚信”这种恩情是先验存在的。当然，这一政治说教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感情”的满足，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接班人，在于把这种接班“意识”变成孩子的自愿行动，从而捍卫世俗利益的永久延续。
小传统与大传统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开启了政治对教育的入侵，也开始了把孩子转化为“国家的孩子”的现代史。当然，这一中国古代的儿童工具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在革命的年代，这种教育安排也基于培养战争工具的紧急需要。这是孩子历史中一次新转折，它意味着孩子得到了一个虚幻的监护人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只真实的母狼。
1927年，蒋介石就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1931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把“党化教育”具体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学校课程和教学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并对有独立精神的民间学校予以查封停办，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言论检查制度。接下来，国民党在 1934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值得欣慰的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受到了当时知识精英激烈的反对，尽管这种反对更多是基于对“科学”和“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孩子在国家范围内被客体化的不满。
蔡元培先生是坚决抵制“党的孩子”这一教育“理论”的著名人士之一。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党派或各教会的影响。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大学精神》P124）教育家任鸿隽先生在1932年6月的《独立评论》上也撰文揭露党化教育的危害：“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一┌训车闹饕寤蛑髡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