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世纪末，历史学者、本刊主编辛灏年先生，继出版历史专着《谁是新中国》、并应邀在北美洲作巡回演讲之后，因在北美华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获得钜大反响，遂又应邀在美国东西部几个大城市讲演“新十六字纲领探讨”，不但迭起震动，而且“新十六字纲领”亦开始广为流传，并出现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加之，《谁是新中国》巡回讲演稿在本刊连载之后，又颇为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大陆读者之心，辛先生遂在各方要求之下，开始撰述“新十六字纲领”的讲演稿，并自本期起，于本刊连续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俾能对“新十六字纲领”的探讨工作，起到应有的影响。而之所以选在本期刊载其首篇，亦是为了纪念黄花岗志士壮烈牺牲九十二周年。
各位华侨，各位留学生朋友们：
我今天要讲的是“新十六字纲领”。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将近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为了发动中国的国民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推倒已经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君主帝制，志在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所以，他便从中国同盟会的誓词里面，择出了四句话，十六个字，来做为发动国民革命的纲领，这就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这个“十六字纲领”，在他和他的时代，应该说是胜利地完成了。但是，民国创建之后，不仅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打着“共和”的旗号，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以企图重新实现“专制一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指责的，“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而且，由于苏俄帝国的长期阴谋颠覆，日本帝国的长期疯狂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受俄命而造反夺权，因此，曾推倒了数次复辟、战胜了日本侵略的中华民国，又在一九四九年，于中国大陆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专制复辟”。只因这个复辟，既以革命为名义，又以马列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号召，更在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挟裹之下，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因而，才将辛亥以来，我们正在艰难推进着民主共和的中国，推进了一个万劫难复的痛苦境地。
我虽然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里面，已经将中国国民革命惨遭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作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明和阐述，但是，那也毕竟只是揭开了历史的真相，揭露了中共“革命”意在实现、并已经实行了专制复辟的本相而已。但如何推倒这个复辟，重新开启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还我国民的民权和民生，直至还我中华民族的本来面貌和应有精神，使一个已经被中共的专制复辟统治彻底败坏了的中国，“死而复生”。对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依然认为，“要想拥有一个正确的未来，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史观”，诚如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为了向前进”。
自然，也正是因为“向后看”了，也才使我们看到了晚清洋务运动和中共改革开放，在形式、手段、性质和目标上的完全一致性；看到了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和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都不甘心将它们的专制制度改革成民主制度的历史一贯性；看到了要想真正地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就不得不推倒共产专制复辟制度的革命必要性；因此，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孙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并以它为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然后才提出了当代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十六字纲领”，以期“广作革命宣传，普及革命知识，开启民智，凝聚民心”，或为推翻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或为逼迫中共不得不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而尽我们应尽的一点力量。
这便是“新十六字纲领”的由来，是我要在各地讲演“新十六字纲领”的初衷，也是我要将它写成讲稿、并要在《黄花岗》杂志上连载的目的。
我现在可以讲这个“新十六字纲领”了。
当然，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新十六字纲领”，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形成，确实是经过了许多思考和磨砺的结果。因为，我第一次和朋友们谈到应有一个 “新十六字纲领”，那时还在北京，是在一九九四年的初春，在我“自我流放海外”之前。而我第一次公开提出它，是在一九九九年《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纽约发行讲演会上。当时，在中华公所大礼堂主席台两边的大圆柱上，贴着的，就是推倒专权，还我民权；继承民国、统一中国这十六个字。这大约便是最早出现的“新十六字纲领”了。嗣后，我又经过了多次的思考和改动，并多方地征求了意见，特别是国内读者的意见，才终于形成了下面的十六个字和四句话。它们是：
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还我民国──凝聚中华中国的国家认同；
实行民权──确认中华立国的民主方向；
爱我中华──追求民主中国的自由统一。
倘若只摘取这四句话的前十六个字，那就是：
驱除马列，还我民国；实现民权，爱我中华
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新十六字纲领”了。
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它的“第一讲”：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认为，它才是当代中国民族民主的第一历史使命，更是一场必须的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在“第一讲”里，我要讲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驱除马列和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现在就先讲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向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向来就是一个雍容大度的民族。数千年来，我们不仅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采取抵制、排斥、消灭的态度，而且，总是虚心接纳，认真研究；甚至融汇发展，相得益彰。从而才愈来愈形成了我们自己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于今只剩下中华这一国与世长存；断流了七百余年的印巴佛教，就是在中国因“汉传”才得到了再生、发展和回流；至于颠覆了宋、明两朝的蒙人和满人，却不仅为中华文明所征服，而且为中华文化所同化，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种“德性”所至……
风水轮流转。到了满清末年，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落后了，我们一些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非但主动地开始接纳外来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刻苦地学习起西方进步的文化和文明来了。晚清时代的“西学东渐”，各种西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说到底，莫不是因为我们具有着这样博大的民族胸怀所至。而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才被挟裹在“西学”之中，“东渐”到了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能力辨识它在西学中的地位和性质，更不可能辨识它“不过是对西方民主进步潮流的一个反动”──也就是说，它虽然打着悲天悯人的共产主义旗号，鼓吹的却是一种主张专制倒退的复辟思潮。
但是，中华非但没有驱除它，而且在“欢迎”它，研究它，传播它和批评它。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一句话，与他的许多话一样，不过都是一个个天大的谎言罢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苏俄的所谓革命送来的，而是早就送来了。我在《谁是新中国》这本书里，就把这个事实挑明了。因为：
一是早在一九零三年，满清还远没有垮台的时候，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就已经由赵必正先生翻译成汉文在中国出版了，它是随着西学东渐而进入中国的首批马克思主义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一九零八年，中国《天义报》第十六号和十九号，就已经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连腐败专制的满清王朝，都非但没有驱除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允许它“东渐”来到了中国。
二是辛亥之后，由于国民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大地上，更是出现了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空前局面，各种学术政治观点，不但可以自由并存，而且可以自由竞争。那个时候，非但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并且具有鲜明共产主义色彩的《中华民国工党》和“中国社会党”，也已经应运而生。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还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的“共学社”已经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和《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等。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也已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也就是说，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即使新中国正处在民主革命和种种专制复辟势力的反复和艰难较量之中，即便是中国正处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倒退统治之下，中华也没有驱除马列，而是允许它在中国传播，甚至是结社，就不说一九二零年八月，苏俄就已经派人到中国来创建了“认马为宗、认苏俄为祖国”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了！
三是一九二七年之后，就是按照中共颠倒历史的说法，中国已经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之下了。但是，在苏联大举侵略中国和妄图颠覆中华民国之时，当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只是对“拿枪造反”、并且志在遵俄命“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完全正确的征讨，但却对中共及其文化人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非但没有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而且还本着舆论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基本精神，予以了相当的新闻出版自由。那个时候，岂只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号召要“杀光国民党”的小说，都能够出版“出名”（参见本文作者的“所谓左联五烈士”一文），甚至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前苏联一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文艺理论著作，竟都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几乎得以全部出版。也就是说，被中共指骂为反动派的国民党，也没有“驱除马列”，虽然马列已经开始在可怕地祸害着我们的中华了！
四是在中国人民长时期的艰苦抗战中，为了团结抗战，中华民国政府又对那个惯用“阴阳两谋”的共产党，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再征讨使它腹背受敌的武装共产党，而且还允许它在大后方办报、办刊、办出版，演戏、演剧、拍电影。就是打着宣传抗日的旗号，大肆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革命，从而使得不抗日的共产党，和“只有后方、没有前方” 的中共军队，有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在全中国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集结共产革命“地上和地下”的力量，积极准备内战打天下。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抗战之中，中华也没有驱除过马列。虽然它终于“遗祸无穷”……
至于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不论是心甘情愿者，还是被迫无奈者，就更不可能敢于驱除马列了，换句话说，则是只能坐待马列来“收拾、祸害”他们了！
朋友们，上述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都只能说明，我们中华，从来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从来就是以善意待客，以宽容待人，以能够包容一切的胸襟，来对待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哪怕是对那些有害的文明和文化，我们都能够以“仁”为怀，亦以雍容大度为姿态，接纳、鉴别，绝不轻易“驱除”，更不会以“杀伐”相待。这就是我们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又有谁能说，我们中华如此文明的文明，竟还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呢？
《黄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