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外交部长的“风云记者”
在1949年以前，母亲在新闻界算得上大名鼎鼎的记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母亲为此写了很多报道（《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毛泽东辞别重庆》等）。第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开幕前的一个月里，母亲有计划地采访了参加会议的全部38位政协代表，让他们对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些代表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无党派人士有傅斯年、民主党派人士有张澜、沈钧儒，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外交部长王世杰，等等。
王世杰考虑到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身居要职，言论举足轻重，要求不署名字，母亲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在报道中只说“某代表”。不过38位代表中37位都有名有姓，人们自然也就知道这位“某代表”就是王世杰了。所以当时有人说：“浦熙修真不简单，相互斗智的结果，居然使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了她这‘无冕之王’的手下败将。”母亲的采访，逐日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报道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国家前途的主张，也明朗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打伤李公仆、郭沫若等人，制造了“校场口事件”。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强令各报只能登中央社报道。母亲和报馆同人巧妙地把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人的详细经过整版登在了报纸的广告栏，揭露了事实真相。
那年5月份，国民党还都南京，当时国共两军武装冲突日益激烈。6月份，上海爆发十余万人的反内战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了国民党精心策划指挥的所谓“难民”的包围毒打，前往采访的母亲也被打伤。第二天她被抬到家里，我看到她的旗袍被撕裂了，上面都是血迹，后背一侧从上到下都是淤血。当时各界人士不断地来看望母亲，记得郭沫若还写过文章，说是过去他挨打记者看望他，现在又轮到他看望挨打的记者了。
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母亲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北京。不久，我跟弟弟也从上海来到北京潦椤Ｄ嵌问奔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