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除外，在大陆的这些人士主要分布于一些大城市与知识机构，至少数以千计。这一群体没有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组织，但在日常各自的交往半径内，都是声气相求、息息相通的。经过1998年以来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思想互动，他们不再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引领者，而是与网路自由思想界一起提升到了以民主自由为政治理念的境界。
一，人物犹在，传人何在？
作为松散的政治群体，他们是唯一为当政者不能轻视的力量。尽管有例如赵紫阳软禁、鲍彤坐牢、胡绩伟等人有这样那样发表文章的限制，但若干年来，他们绝大多数是有正常生活的，走亲访友出行、发表文章、演讲等等权利，大体是有保障的。无数民众中的道义人士则承受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不是坐牢就是经受其他种种歧视迫害。1980年代，刘宾雁先生还专文（即《第二中忠诚》）记录上海民运人士倪育贤，而据胡绩伟等人回忆，胡耀邦还试图保护过“民主墙一代”，胡、赵麾下人物无不知道魏京生等人的意义。但到了“六四以后”，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人士”基本上与民间道义人士隔绝了，跟原本与他们一起奋斗的流亡人士，也大大疏离了。
至于流亡中的胡赵麾下人物，我还注意到一个特别现象：他们基本上没有加入这样那样的民运组织，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等少数名人，只是加入和参与组建了“中国人权”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相对而言，“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人士”中70岁以上的老人有理由自称为“两头真”（参加革命之初的怀抱理想与“六四之后”看清共产党本质），或者“真正有理想有道德的一代”，尽管他们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与“时代”一起犯过错误。如今，一些老人已经很老了！我已经说过，等这几位老人走了，人们很可能立即发现：胡赵时代的政治遗产没有放大而是逐渐萎缩甚至浪费了！那时，当政者及其继位者将不再受任何有人脉纠葛的“理想力量”的掣肘、羁绊，完全由暴发户们的利益支配的时代终于展开，唯一的麻烦仅仅在普通民众和各时期被整肃的民间道义力量了！
请读者千万注意：如果说“极左残余”与“胡赵麾下人物”这两极，都是平庸务实的当政者不喜欢的，那么，真正的寡头时代，无拘无束放开手脚的权贵时代，将从现在80岁上下的胡赵麾下人物陆续离开人世之后开始！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鲍彤的罢；将来蒋彦永被关恐怕就不止关两个月了。
而难以命名且显得纷纭驳杂的后辈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这些中青年或许在催生公民社会方面超过了老年，却总使我想到：人物犹在，传人何在？尤其2003~2004年，中国所谓自由界人士中的中青年，出现了实质性分化（我将另文分析），分化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实质是道德品质、人格操守上的分别，一些中青年活跃人物实际上是唯名利是图的“鼯鼠人物”（有才能能折腾但人品低劣），他们时刻准备着甚至实际上已经在与强势群体“合作”了。
也许，在这些“鼯鼠人物”看来，中国的改变已经不需要企盼什么胡赵时代的传人了？
但是，既然是人治，既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各种政治力量的人脉传承就必定是重要的。胡赵时代的人物们：在传承方面你们做得怎样？现在的官场中间究竟还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胡赵人脉？对不起，不要跟我说胡锦涛与团派、温家宝与赵办的故事，关键不在一个几个，而在一批几批。如果例如何清涟女士的分析是正确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已然结成了利益联盟，那么，胡赵时代的传人总体上就是不存在的！甚至胡德平本人都不可能是他父亲胡耀邦的精神传人！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意味着谁有什么责任要负吗？
我不知道。
中国进步思想界，对于戈巴契夫、叶利钦、瓦文萨、米奇尼克、哈维尔、金大中、甘地、曼德拉以及台湾雷震乃至现在香港民主派政教人物，言论上面都充满敬意。但是，说是说，称赞是称赞，自己怎么努力则是另一回事。无论老中青，在声气相求、无界合作、言行统一、德能相辅、智勇并进等方面，总体上始终没有达到 “真想实干”的境界。很多鲜活有力的智慧，包括宽容、妥协、理性，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学习、研究、清议的资源，基本上变成了个人的处事风格，变成了人的气质、性格、写作语言风格，而不再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品质、实践品格。这个巨大缺憾之突出表现就在：普通人士（尤其默默无闻的工农）付出了较大代价，而体制内人士、知名人物对他们的苦难甚至毫不知情。
二，要真想实干，而不要碍于情面
以前笼统听说过一些关于胡耀邦、赵紫阳有分歧的议论，最近看到林牧先生总结胡耀邦政治思想的系列文章和宗凤鸣先生（曾任北京航空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体改委研究所顾问）回忆录，两位先生分别与胡耀邦、赵紫阳共过事，宗先生与赵紫阳长期有私谊，并得以“气功师”身份多次与软禁中的赵紫阳先生促膝深谈。宗先生的回忆录与吴江的书《十年的路》围绕胡耀邦被老人们逼下台过程中赵紫阳的作为，形成严重分歧。赵紫阳85岁生日（10月18日）当天，刘晓波先生撰文简括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同与异，在胡耀邦卸职问题上采用了吴江的说法－－“推波助澜”，而作为向赵紫阳先生祝寿的系列文章，不仅是“赵紫阳麾下”的重要人士对 “赵紫阳改革”的阐述，应当说与林牧先生总结的胡耀邦政治思想，确实有着至少可以看作“侧重点”上的不同。
傅国涌与我等朋友写《脊梁》一书的过程中，我曾有过朦胧的想法：胡赵两代的开明力量，是改变“六四”后僵局的重要资源，他们应当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我甚至把任不寐先生最近对胡绩伟等人为赵紫阳贺寿的越洋采访，看作是我的愿望在部分人士中也同样存有的证据。
现任成都军区政委的刘亚洲先生曾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作为，1990年代中期当政者开始表现出对“胡耀邦亲友”的宽容与亲近，而不仅是李锐先生对“三个代表”都表示过赞同，胡绩伟先生对胡锦涛的“不指望他又指望谁”的说法，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后89的当权者对“赵紫阳式的开明”更加忌讳。思想界人士更有诸如“胡耀邦个人品德好”、“赵紫阳的政改思路更有革命性意义”等等议论。
问题是：既然胡耀邦与赵紫阳有着很重要的政治共同点，而后来的当权者都一无例外地从他们的共同点后退了，中国的体制内开明派主要又是胡赵时代的开明力量，那么，就应当真正有力地联合起来，共同捍卫胡赵共同底线，否则，就不但是胡耀邦旧属的遗憾，也是赵紫阳旧属的遗憾－－表明胡赵两代旧属都未能对中国人民尽到应尽的责任，特别那些有着较多走动权、串门权、活动权的胡耀邦旧属，责任就更要大一些。
责任，实际上也就是人们的“政治品质函数”，一是言论品质，二是行动品质，言论上有暧昧，行动上缺乏独立（例如只是在纪律范围内给当政者上书），更不用说有与民间合作的取向，那就是不及格。
刘晓波先生的文章将对赵紫阳的道德考量与政治考量作出区分，我在批评“吕家平是人民英雄”这一说法时也坚持这样的原则。如果赵紫阳在胡耀邦卸职中确实做了“违心”的事情，那么，可以用政治韬晦的传统政治套型来解释，也可以用明哲保身的常人功利套型来解释，唯独能不能用政治转型智慧来评价颇值深究。实际上，即使是“推波助澜”，那么，随着“六四血案”发生，应当记取的也主要是如何突围，如何一起从旧政治巢臼出逃的大教训，再不要出现在旧政统内部螳螂捕蝉，甚至鹰蚌相争的悲剧了。
据宗凤鸣先生介绍，宗先生与赵紫阳先生经常就“中国能否实行多党制”问题而私下争论，尽管（据我所知）中国政治思想界并没有“尽快实行多党制”的主张，但私下谈论时主张“只要宪政不要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则是难以设想的。如果说“高消费”是胡耀邦的外行话，但价格双轨就一定是内行的证明吗？实际上， “六四血案”正说明：枝枝节节的改良都会被旧政统闷死！如果说“市场化”是赵紫阳的正确思路，但“价格双轨制”与毛泽东遗产（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肯定是腐败泛滥，赵紫阳是不是也虑之不周呢？如果人们认为赵紫阳对腐败代价论确实比较暧昧（今天“鼯鼠”式的自由主义人士们也无不如此），应当也不无道理。
这里我无意进入一些具体问题的褒贬臧否，我最想说的就是：胡耀邦、赵紫阳及其麾下的人士，有没有能够做到却没有做到或者做得不够的方面？我想肯定有的而且不止一端，例如不能公开合作发出抗议或呼吁，不能撕开官场人际情面，对民间道义力量实际上抱着“共产党官僚”常有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等等。无论如何，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了，都说传统威权人物没有了，能够思考说话写作走路串门的人士大多还在国内活着，为什么我等老百姓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真有出息、真有决绝气象的作为呢？
是的，请表现出真有出息的作为吧，亿万民众早就等在门外等待你们走到民间来的！
权利多了、地位高了、名声大了，责任也就多了，到底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怎样才能做出更有力有效的贡献，你们已有的答卷都还勉强只到59分。由于你们生活方式、社会活动上的局限，你们没有真正造成推动共产党实行政治改革，能够与民间力量形成互动的压力－－用王力雄先生最近的话说：没有形成“齐平线”。你们太多宫廷政治的诤臣情结，甚至太多既得利益与等级待遇上的顾虑，面对当权者亲驾安抚，或者频繁派秘书慰问，你们就马上就不再意志鲜明，而转向“顾‘大局’ 明‘大利’”了！是不是这样呢？对你们的评价，民众或者历史将提供更准确的答案。
你们的个人品质或许达到很高境界，但你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作为，或者直接说，你们的政治活动，距离有见识的人士们都知道的基准，还有重大欠缺。
我这里要说的是：回首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种种种种，意义应当主要定位在体制内人士、知名公众人物如何通过“真想实干”，显示真正实在的先进与高贵。老百姓不会对“是胡耀邦更好还是赵紫阳更好”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胡赵时代的开明力量究竟为走向自由民主政治，在实践上贡献了什么。
三，开明已经对兴利除弊无能为力
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其“一、三、五任期目标”立即让我失望，这么高名望的领导人毫无政治抱负，老百姓的痛苦当然只能以传统方式排解了－－我当即指出：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了！现在的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们又怎样？
今年9月以来，各地连续发生大规模示威、罢工，各大中城市可以说无日无静坐无群访，陕西咸阳国棉二厂数万职工持续不断进行大罢工，安徽蚌埠数万退休职工连日走向街头，深圳数千职工以罢工、堵路示威……一份呼吁书称：“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来自国家综治委的报告称，今年9月全国除西藏、天津两地外，其余省、市、区不同程度都发生了群众的罢工、游行、示威、上访事件共80余万次，累计310多万人次参与。进入10月，类似事件愈演愈烈，从事件规模、严重程度、后果和范围上又超过了9月。” 10月4日陕西榆林地区三岔湾警察开枪致47名农民受伤，10月18日重庆万洲区数万民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10月28日四川汉源县10万民众与数千军警对峙导致多人死伤，10月29日河南中牟发生回汉民族冲突事件……如果我是共产党领导人，我真不敢说什么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了－－说假话只能引起民众更大的反感。
眼下，汉源风波正处于中央四点主张如何落实阶段。令人作呕的中央电视台无非是“地方官员措置不当－－中央或上级领导关心群众－－官方让步：还是共产党好”的老一套。
胡赵麾下人物们当然知道中国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可是，他们或者幻想当政者的枝枝节节改良能够奏效，或者根本不想为政治改革做一些实际的推动，否则，15年了，除了抱怨江泽民不改革，你们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与民间道义力量比起来，你们应当做得更为坚强有力、更加生气勃勃，可是你们在实际行动基本上没有丝毫表示。又要将人生交待做得出色一些，又不想失去得到的哪怕一点点，必须承认，在目前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离开胡赵旧部便不能有真正的推动－－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唯一原因。让我这位傻乎乎的民间人士问他们一句：中国的问题离开老百姓的自发抗争能解决吗？如果不能，那你们听到民众游行示威时是不是也有些激动？可你们为什么不能站出来成立组织甚至到大街上静坐哪怕5分钟？
15年黑暗15年苦难15年无奈与无助，胡赵时代的人士们已经用他们的无所作为说明了：“胡赵时代”其实是不是没多少值得留恋的？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