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的意义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显示出来的。
天安门事件爆发了政府和人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也催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文件是改革派的纲领。改革为了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权，还是为了促进共和国的前进发展？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不同的改革派分道扬镳了。不同的出发点引向不同的归宿点。改革为国为民的代表人物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⑴，仅此一语，使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改革为党为我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主张以军队和暴力的镇压解决问题，就此一举，使他成为同一典型环境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宣布戒严，调动军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进军天安门，向手无寸铁的人们一路冲杀，制造流血事件的邓小平，千夫所指，万年遗臭。“民主和法制”的口号并不是赵紫阳最先提出的，但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强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特别是与镇压解决问题的结果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相对照，便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赵紫阳的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发生作用，事后本人还遭囚禁，它的意义在于为前驱指路，为后世垂范。邓小平式的改革派，被历史所证伪了；中国未来真正的改革派，必是赵紫阳式的人物。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使人们理解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所作所为，根本之点，就是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一）
一九八七年初，在反自由化的喧嚣声中，中共影子元老院废黜了总书记胡耀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他本来抓经济，接任代理总书记后，经济、政治一把抓。赵紫阳突破了邓小平的局限，将中国的改革事业从经济领域切实推向政治领域。
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赵紫阳如果同样“反自由化不力”，是不是也会下台？他似乎并不以此为念，而是力挽狂澜。他向纠集在反自由化的旗帜下的保守派质问：“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没有人敢回答，那么就由我赵紫阳来作主。反自由化无疾而终。赵紫阳岂止“反自由化不力”，而是一度中断了反自由化。他实际上沿着胡耀邦的同样的方向继续前进，走得更远。
据鲍彤介绍，赵紫阳主政时期，破了毛泽东以来的许多老规矩，开党中央不讨论法院案件的风气，不以理论是非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⑵这些，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措施。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六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旗帜鲜明，口号响亮。同时，重新发表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认为，制度上的官僚主义同“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而“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他指出，改革领导制度是改革各方面制度的关键，而改革领导制度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⑶在民主派看来，其中的论点还没有引向彻底，但它的价值超过了邓小平本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思想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这篇讲话发表于一九八零年八月。仅仅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的另一篇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腔调完全变了，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此只谈经济改革不谈政治改革。赵紫阳压制了反自由化，又重新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分明显，意在规劝邓小平回到一九八零年四月，重新出发。
一九八七年十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具有鲜明的推行政治改革的色彩。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改革》特别强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有十多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条：
一，党政分开。看起来提法上并不新鲜，实质上有所前进。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决定问题迅速，定了就办，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扯皮，这是我们的优势。在保证共产党的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党政分开”，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赵紫阳却认为，被邓小平视为优势的这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改革党政体制是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剥离共产党权力的党政分开是一个起点，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顿，最终必将瓦解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十三大以后，党政分开的实施，首先是逐步撤销政府机构中的党组。
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新的思路。再加“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的政治透明化，实际上是制约共产党的独断专行、建立全民监督的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必将激活民间社会。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也是喊了很久的一个口号。但法制建设有不同的性质，是以法为工具（rulebylaw），还是以法为权威（ruleoflaw）？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反自由化，就是把法制当作制约人民的工具。而赵紫阳所说的法制，是另一种：“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与“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相联系的法制，才是制约政府的权威。
中共十三大的文件体现了赵紫阳的风格，口号上并不惊人，重在事实上开拓进取。
中共十三大的改革之风，吹开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反改革的头面人物邓力群，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两次选举中落选。这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上难得一见的顺应民意之举。
开完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党的总书记。在接受自由采访时，一位外国记者问：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⑷赵紫阳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某些思想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弄不清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⑸于是他风尘仆仆到各地考察，大讲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十三大之后的一九八八年，政治体制改革悄然而行，中国处在和平演变的进程之中。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经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舆论阵地。
我对一九八八年的和平演变，感受比别人更为灵敏、更为深切。
我被邓小平压在五行山下。贬出京城、发配南京时，给我规定了三条：第一，不准发表文章；第二，不准当领导；第三，不准离开南京。实际上不止三条，比如还有不准接见外宾，甚至也包括某些内宾。陈鼓应在北大哲学系时，来南京要见我。他被告知：“郭罗基不在南京，外出了。”其实，当时他离我的所在地只有三十公尺。但到了一九八八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参赞Mr.Edmund居然见到了我，谈的就是和平演变。
为了反抗邓小平的禁令，我在南京还是用笔名、假名继续发表文章。政论文章是不能写了，因为人家说我写的政论即使用了笔名也能看出是郭罗基写的。我的狐狸尾巴天生就藏不住。只好写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文章。就是这样，用笔名不说，稿末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也是向友人借来的。而且，还得像打游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每发一篇文章就换个笔名，怕被人查出来。到了一九八八年，居然有人来约我写文章了，还可以用真名发表。我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写了一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文章发表以后形势变了，一九八九年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动乱的理论基础”。
“不准离开南京”的意思主要是不能去北京。一九八八年，我居然去了北京，应邀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在会场上一看，以前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都到齐了，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也来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纪念翌年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干一场，杂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