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的今天和未来时间中，赵紫阳这个人的意义的确不好安顿。他不像邓小平、陈云这样的直接向人民和民主运动举起了屠刀的杀人犯，将来一定要受到人民的审判和批判；也不像毛泽东那样因行为“出格”和精神的“出偏”而在一个瞬间中忽然地站到了人民一边，一时间变成人民的“救星”；也不像李鹏这样的人因为虎作伥而受到人民的唾骂；更不像江泽民那样贪恋个人权位而蝇营狗苟，倒有点像他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那样可能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感激。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驾鹤西去，像这几天香港某一家媒体所炒作的那样，他的死亡如果可以引发一个全民性的哀悼运动的话，那么他的意义可以同胡耀邦相媲美。但是，我们分析问题的眼光可以放远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胡耀邦的前头还有一个周恩来，“4、5运动”的兴起是因为周的死亡的情形和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89民运”的情况就有着一种历史的联系，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种历史的联系，那个被共产党自己的刀子斩为两截的历史（前毛泽东时代“错误”和后毛泽东时代“正确”）才有可能被我们“超越”，也恰恰是在这种“超越”中，中国民主运动和共产党大人物们的关系才有可能最后被我们所澄清，也只有这样的“澄清”，我们才可以承担起来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否则我们就只配给那些我们心中认为是“设计师”的“大人物”们“系鞋带”。
赵紫阳从小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19岁时就当上了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是省委书记，80年末代坐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头把交椅，因此，我们把他看成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园林中的一枝“红杏树”就完全正确，1989年，这棵“红杏树”的枝伸到了共产党园林之外，从而被邓小平的剪刀“剪”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评价他时应该说的第一句话。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无非是说，他在“89风波”中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邓小平为首的“8老集团”发动“政变”赶下了台，同光绪皇帝一样地被“监禁”起来，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恢复自由。就这一点来看，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个身陷囹圄的老人倒有点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关他的人对他的害怕程度绝对不亚于人对老虎的恐惧。因此分析赵紫阳被囚禁的这种事情，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国的政治还处于传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政治权力的保持建立在对危险势力和危险人物的控制与禁闭基础之上，这和现代政治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没有没有共同之处。
把赵紫阳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的一位政治政治“设计师”的观点，我不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