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干部的工作分配,高级干部由毛泽东(有时也包括刘少奇)决定,中级干部由组织部(有时由陈云亲自谈话)决定,下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决定。

我最后一次到中央组织部,高文华在低头看有关我的材料。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窑洞的后边。一会儿,陈云随高文华走出来,陈云也在这个窑洞里办公,然后,我又被陈云指了指他办公台旁一个座位让我坐下。

我在仔细端详陈云,他身材不高,穿着整洁的一套斜纹布军服,面容清瘦,双目有神,很精明干练的样子。实际上我早已见过他,只是没有单独谈过话。

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我也坐在下面听。我的个子矮小,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甚么问题吗?”

一位比我年纪略长的同志从我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甚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

当时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比较轻松,可以有人敢于这样提问。接着陈云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当时我听陈云的这段话,我也是这么想的:毛泽东的健康关系到中国革命,毛泽东吃鸡吃得合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同志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我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当年陈云的风度也使我印象很深,迄今难忘。我也深信我的追述除了简略以外,绝没有曲解陈云的原意。我有时想,陈云这段“语录”如果不写出来,在中共党史上也许就会失传了。

●接受考验,开辟工作

陈云翻阅关于我的文件,他提出两个问题问我:“你在镇江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既然是有陈果夫支持的,他们难道没有要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从没有,我年龄也太轻,他们似乎也没有怎样注意过我。”以下我就大大的骂了一顿国民党的人都是糊涂蛋,我又继续说:“在国民党人中间,谁注意过这些事?化钱办了事业让我们活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在我被捕以前,还没有跟我谈过思想问题呢。”

他满意地笑了。

“那么,你在被捕和出狱的时候,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关于这点我在自传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他们写了几个问题要我书面答覆,我抄了几段‘唯生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他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倾青年,一定已经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对他们从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件活动,他们也没有再要我悔甚么过,就叫我交保释放了。”

陈云深思片刻,然后对我说:“你要接受一段时间艰苦工作的考验,然后你的组织关系再作决定。”他的意思是要我到敌后去工作。我说我接受组织的决定。陈云又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要接受党的考验的。要自己开辟工作。”

接着陈云和高文华谈了些甚么,高文华又向我交待以后同组织的联系方法,大意是,我到白区(国共合作后已取消“苏区”的说法,但是习惯上仍把国民党统治区称为“白区”)以后,与党的联系是“单面联系”,即我必需随时随地把我的一切活动向某地某人报告,而那个某地某人是一个符号,我不能找到它。而它却可以随时掌握我。这也就是说,我要为党工作却不被信任。

陈云把我送出延安,用的是“开辟工作”和“考验”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学问很大,具体的解释是,要我在党的领导下另外“开辟”一个天地,如果我侥幸有些成就,党认为有利用价值的话,就承认我的组织关系,否则任我自生自灭。如果我被认为有反叛行为,会发生甚么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呢?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了。我在入党的誓词中说过,我准备为革命的需要,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一切服从组织”,虽然受到一些打击,我的党性依然很强。有时觉得委屈,再一想,这只是个别领导的偏差,中央是不会错的,应该依靠党,相信组织。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是神圣的,我绝不可以怀疑和渎犯他,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了党,我毫无选择,跟嗵党的正确路线,纠正自己的错误。正确永远是属于党的,错误永远是属于我自己的。无论党怎么指责我,批评我,处分我,我都接受。“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原罪”,党是至高无上的神。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的确可笑,而在当年,我的一颗纯洁的心早已奉献给那个“崇高的理想”了。

延安,延安,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啊!我把你当作母亲,我把你看作“圣地”,我离开时虽然自己带着一身委屈,依然把延安看作“圣地”。我问自己,为甚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不幸呢?我又想,党怎么样把我怎样处理,我是不该怀疑的。

我沿着延河默默地走着,河面虽阔,水不过膝。我又走上浮桥,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石子。我呆呆地看着,随后唱起了《延安颂》、《抗大校歌》、《黄河谣》,掩饰我的破碎的心。然后我对延河说声“再见”。

路途遥遥,人海茫茫,我这个原是没有家的孩子,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以为有了一个家,现在我又要去寻找了。

我百感交集。我在延安也风光过一个短短的时期,虽是黄梁一梦,也算是不虚此行。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做成的”,他自己取名“钢”,一般的干部应是木料,有的可做栋梁,有的只可烧火。不同的领导主宰一个党员不同的命运。党员除服从之外,绝不可以还价,也无权问为甚么。w

我从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的遭遇却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我在延安被审期间,一度保护我过关的是潘汉年,潘汉年的下场是悲惨的。把我送出延安的是陈云。我很感激陈云,假如不是陈云把我送出延安,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我很可能遭遇到和王实味同样的命运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