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赵紫阳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欲哭无泪、感慨万千。这篇急就的短文,所记录的只是因赵公仙逝而触发的对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悲运以及中国民主宪政转型之坎坷的些许感想。就人世事功而言,在以一九八九那场政治风波为背景的较量中,赵紫阳的政治对手大获全胜,结局是赵紫阳时运不济、作为一位失败者带着泪水离开了政坛。然而,从历史功名的角度看,赵紫阳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和民主法制的原则而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失去官位权柄的义举,于举手投足之间在全世界树立了他那壮志未酬的仁贤君子的光辉形象,名垂千古;而他那么些“胜利”了的政治对手,鼠目寸光地拼命争一时而不顾百世,在历史纪录中不过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奸邪小人。在赵公撤手人寰之后,中国民主宪政转型似乎显得更加任重道远。当今入承大宝的新一代领导人,正面临促进还是阻碍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选择。何去何从,当君子还是做小人,他们智商不低,理当能够择善而从。下文挂一漏万,对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命运作粗浅的反思,希望对人们的历史选择尚能多少有点补益。


一、 中共与自由民主的历史渊源

历史谱系一清二楚,共产主义运动是自由民主主义运动的接续,中外皆然。在欧洲,现代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于十八世纪法国那场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社会主义在启蒙运动的晚期作为这场运动的左翼出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社会主义运动已在西方世界汹涌澎湃,并分解为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它流派。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逻辑前提,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实践效果与很多人的理想相去甚远。在那个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看来,自由、民主、宪政、理性、平等、博爱等自由民主主义理念落实、外化到现实中,尽管扫除了封建等级特权和中世纪的思想与政治专制,并没有真正带来人的解放、特别是无产者的解放。因而他们认为,光是实现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还不足以带来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要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必须将平等和民主等理念落实到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学说是“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在中国,中共创党两巨头陈独秀、李大钊,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两位在五四后期改宗共产主义,乃是根源于阴差阳错的历史际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了给辛亥革命补上一课应运而兴。民初官僚军阀的倒行逆施和帝制复辟的闹剧,使陈独秀、蔡元培等人认为,革命党人“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思想、奴隶伦理、蒙昧迷信还统治着国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千辛万苦从西方请来“德先生” (民主主义)和“赛先生”(科学理性),以促进国人实现“伦理的觉悟”,并借此落实“真共和” 。由于早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现的主题,是以现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观念攻击中国传统的专制蒙昧思想观念,与西方以前攻击中世纪的专制蒙昧思想观念的狂飙如出一辙,因而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中国的启蒙运动”。岂料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文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残杀;战后又恃强凌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小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分赃,使部分中国启蒙战士在绝望中得出了“西方文明破产”的结论。他们当时无法将西方国家尊从不同原则的内政和外交分开,也没有心境和能力去区分本来属于完全不同领域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文明和西方列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行为。再加上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共产党宣告“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向世人许诺了一个比“西方文明”美丽得多的社会主义天堂,那里不再有压迫和剥削,有的只是和平、自由、平等、富足和幸福。于是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共产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当时确实虔诚地相信,他们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通过一场革命来在中国同时实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此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热血青年,也都有过对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初恋。

问题在于,当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坚守自由民主主义的底线、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它的最初轨道。上文提到,共产主义运动初兴之时,其逻辑前提是自由民主主义只足以构成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充分条件。因而,要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和幸福,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补充。然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的领袖和党徒们,有意无意地忘记了社会主义本来只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补充,没有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前提条件和基本平台,社会主义或人类解放和幸福就无从谈起。抽掉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必要条件,抽掉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平台,人类历史便只会掉回到专制主义传统,或者发展出更为精致、同时也更为残酷的专制主义。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形成新的统治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那是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始料莫及的事情,但他们锸幼杂芍饕宄晒